来源：南风窗
作者：陈和午
文|陈和午
“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吹响新一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号角，并开启后4万亿时代。实施刺激计划“退出战略”的中国经济现况如何？流动性泛滥之下的通胀形势到底如何演绎？中央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博弈地方政府大搞GDP的冲动？已逾一周年的史上最
稳增长，高通胀
国家统计局4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9.7%，保持平稳之势。与此同时，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0%。其中，3月份CPI同比上涨5.4％，涨幅创下31个月以来的新高。尽管从环比看，3月份CPI出现8个月来的首降，但国内通胀压力依然不减。
从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判断，在中国经济刺激政策退出日益明显的情况下，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整体表现为“稳增长，高通胀”的态势。高通胀形势毋庸置疑，官方也并不否认。央行副行长易纲4月16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第23届部长级会议上就坦言，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通胀上涨压力增大。不过由于一季度GDP环比呈现小幅回落之势，因此一种中国经济过热迹象开始消失，代之以可能出现滞胀的忧虑开始抬头。但鉴于产出缺口仍在继续扩大，超过9.5%以上的GDP增速显示经济“热”度其实也并不低，因此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出现滞胀风险的可能性不大。
实际上，在货币政策由适度宽松转向稳健趋紧的基调下，投资仍在继续增长，消费依旧保持小幅慢走局面，而新增贷款虽较4万亿之下的天量信贷开始明显放缓，但相对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正常年份的放贷情况，月均超过7000亿元的贷款依然是十分可观的。
而贸易方面，一季度中国出口仍保持强劲态势，特别是3月份出口创下35.8%的增速，给出口增添了不少热度。尽管一季度我国一改6年来无季度贸易逆差局面，但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进口的十分旺盛导致的，而非出口的急剧下挫引起，并不用表现出过多的忧虑。尽管4月19日标准普尔公司宣布把美国政府长期债务的评级前景，从稳定下调到负面，但这只是指向一个世人皆知的美国财政赤字问题，标普的所谓惊人之举短期内其实用不着多担忧，中国投资与美国消费共同推动的“摩托车经济”模式仍将维持下去。事实上，在全球经济复苏好于预期、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上升和就业市场继续好转，以及欧洲央行打响加息首枪的情势下，中国出口依然有较强的竞争力。
需要警惕的是，中国高速进口所拉动的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并由此伴随着的输入性通胀不断加码，将成为货币超发主因之外国内高通胀压力的另一个重要推手。不能不感叹的是，中国的强劲需求甚至改写了美国山核桃的产业格局。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农业部数据显示，一磅（约合0.45公斤）带壳山核桃去年平均售价2.14美元，是3年前的近两倍。在此背后，2009年，美国山核桃有1/4卖给了中国，并且目前看不到中国需求减少的迹象。而5年前，中国几乎不进口任何山核桃。
此外，在高通胀的同时，人民币升值也屡创新高。截至4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6.5156，首次突破6.52大关。以中间价为计，自2010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升值幅度已达4.5%。受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影响，海外热钱加码流入国内仍在加速，今年一季度外汇储备季度增加1973亿美元，季度增量仅次于去年四季度的1990亿美元，为历史次高水平。截至今年3月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达到3.0447万亿美元，排名全球第一。
行政管制难抗通胀
防通胀是今年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一点不论是从物价的实际走势，还是中央领导人的多次讲话以及国务院的各次会议中都表现得十分清楚，而宏观政策明稳实紧也是不断发力，货币政策“三率齐升”——即汇率、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的上调充当了此轮抗通胀的主要工具。今年以来，央行已经两次提高利率和4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人民币汇率也不断创出新高。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近日发出了用人民币升值抗通胀的暗示，他强调把提高人民币汇率“灵活性”列为政府为控制物价应当更好利用的多种工具之一。可以预计，今年人民币升值“被迫”快进的可能性不断加大。
另一方面，严防通胀却有点越来越陷入行政性管制物价之怪圈。近期国家发改委的“约谈”稳物价措施让社会各界再次开了眼。据悉，饮料、奶业、糖业、酒业等17家行业协会都受到了发改委的“关照”，电煤价格也遭到临时性管制。而全国工商联为倡导企业“不涨价”还召开新闻发布会，涉及消费品类的20多个行业协会，将做出保证重要消费品不涨价的承诺。
尽管发改委的“约谈”是为了抵抗高通胀，但其“选择性约谈”却实在有点令人不解。不少行业在发改委“发威”下暂缓涨价之时，本月初国内成品油价格却依然继续着向上的步伐。4月6日，国家发改委年内第二次上调成品油零售价，汽柴油涨幅分别为500元/吨和400元/吨，成品油价格创下了历史新高。这在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的靴子刚刚落下之际，“两桶油”则马上又来添了一把火。
成品油终端零售价的上涨，必然对下游许多行业的物价产生拉抬作用。因为油价上涨是具有传导性的，油价上涨将导致运输成本、能源和原材料等的增加，而成本的增加则会引起相关行业物价的上涨，这也注定行政管制物价的结局并不会太好。从历史上看，每每高通胀来临的时候，行政管制价格就会借机出台，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制造出新的一系列问题，例如管制煤电价格引发的“煤荒”、“电荒”现象就并不鲜见。毕竟政府的行政手段虽然不敢公然违背，但企业也有企业的门道，惹不起躲得起，人为抑制价格破坏市场供求关系也就难以避免。
实际上，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一次价格管制在煤炭行业又开始初步显现出“煤荒”的后果了。据悉，随着夏季的来临，现在多地煤炭库存已提前“告急”。而多方信息显示，国内部分省市火电企业上网电价也已上调，调整幅度为1~3分/度。尽管终端电价暂时没有上涨，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表面上是由电网企业承担，但最终还是要由老百姓埋单。
高通胀之下，防通胀理应加大力度，但官方人为的行政管制价格实际上与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是相违背的。毕竟这种严厉管制管得了一时，管不了一世，何况由此衍生出的新问题更可能会让中国经济得不偿失。这不，近日国内多省市菜价急跌，农产品市场又在上演“价贵伤民，价贱伤农”的怪圈，政府部门不得不开始维稳菜价。因此，行政管制抗通胀只能是有心无力，摁下葫芦起来瓢，倘若不釜底抽薪，流动性泛滥之下的物价上涨也就难以避免。
地方投资潮让中国经济转型尴尬
全球金融危机之下，中国政府于2008年10月迅速出台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到去年年底已宣告完成。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中国步入后4万亿时代，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主基调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调结构已是刻不容缓，但从地方搞经济的情况看，汹涌的地方政府投资潮却并无丝毫放缓之势。
近年来地方政府傍央企的现象并不新鲜，安徽、贵州、云南等省份都曾搞得有声有色。这种现象无疑强化了地方政府“傍央企”的潮涌，这实际上折射出的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步伐不进反退的势头，地方政府将垄断央企作为“十二五”招商引资的重中之重，无疑又是加码大搞投资的冲锋号，至于产业的转型升级恐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其实，地方政府比拼投资的态势并无改观之势在早前公布的各地“十二五”规划中就有显现。据统计，在中西部地区，至少有10个省（区、市）提出未来5年内经济总量翻番的目标，折算成年均目标，GDP增速接近15%。地方政府比拼GDP的背后，“十二五”多个省份提出了投资大幅加码的发展目标。2011年，四川省提出固定投资规模达到1.45万亿元，湖北将达到1.3万亿元，陕西省将安排固定资产投资1.06万亿元，江西也要求固定资产投资突破1万亿元。地方投资继续发飙的背后，2009年和2010年两年有20多个区域发展规划相继上升为国家战略。
在地方政府大干快上主导投资的态势不改的情况下，不少地方借着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的东风，一场农民“被上楼”的行动，早已在全国很多个省市进行，农村“圈地运动”可谓风生水起。即使国家发改委象征性地警告了部分省市“十二五”时期经济发展目标定得过高，但要抑制地方诸侯GDP崇拜的势头实难乐观。虽然今年银根紧缩之下，地方融资平台的日子看起来比较难过，投资或许将受到一些抑制，但融资平台资产证券化的“开闸放行”，无疑让负债累累的地方政府看到了舒缓“缺钱”困境的希望。3月25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与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在北京签署合作备忘录，北金所将成为“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指定交易平台”，双方合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将实现政府融资平台资产证券化。
“十二五”刚刚开始之时，尽管中央定调“十二五”GDP目标放缓至7%，但地方投资规模翻番的省市比比皆是，连改革开放窗口的广东省也是借傍央企之风而继续做大投资的盘子，新一轮政府主导的投资热潮又接踵而来。这也意味着后4万亿时代的政府投资仍将主导中国经济增长，要摆脱这一固有的路径依赖尚需下真功夫。倘若这种模式不加以改变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转型很大程度上将会是力不从心。
楼市调控考验中央“落实”风暴
在高通胀压力难缓的同时，以房价为首的资产价格依然高企，楼市调控成效尚难乐观。尽管3月份以来一线城市房价有所松动，但二三线城市房价涨势却大有向一线城市看齐之势。即使房地产市场成交量出现大幅下滑的局面，但房价却难现拐点。4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多数城市房价还在上涨，并将巩固和扩大房地产市场调控成效列为当前经济工作七大重点之一。
据悉，国务院4月初启动的八路房地产督察行动已于近日结束，这是历次楼市宏观调控以来，中央政府开展的规格最高、决心最大的一次督察行动。一位接近住建部的人士称，虽然全面的督察结果仍需总结，但是大部分督查组的总结要点都提出：地方仍需要将对中央调控房地产的政策落实到实处。4月18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在楼市调控问题上也发出了“希望各地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要切实抓好房地产的调控工作”的警告。
虽然中央政府调控楼市的决心似乎很大，但政策的落实毕竟还得靠地方政府，中央与地方的新一轮博弈也就难以避免。实际上，在一季度末，多数城市公布的房价调控目标却与当地GDP增速或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涨幅挂起了钩，实乃是变相强化房价上涨预期。只是在最后一刻，作为首都的北京稍微有所突破，提出了住房价格目标比去年稳中有降的要求。即使如此，刚刚结束的被喻为北京楼市风向标的春季房展会上，北京本地项目并未出现大幅打折促销，二手房市场上成交量虽同比下降六成，但房价依然在死扛。
而地方土地出让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再次出现尴尬的局面，也印证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数据显示，2010年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高达2.9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但其中仅有463亿元用于廉租住房保障支出，占比不足1.6%，远未达到10%的比例要求，政策条文的硬性约束对地方政府并无实质性威慑力。这种局面的形成，毫无疑问又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大搞土地财政有着紧密的关系。国家土地副总督察甘藏春4月19日在国务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在中国土地财政是一个客观事实，是我们的一个制度安排，但当前土地财政形成的机制有问题，牺牲了子孙后代的利益。”
从去年4月17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算起，号称“史上最严厉调控政策”已满一年，但楼市仍只是处于量缩价滞期。有消息称，倘若第三轮楼市调控效果不佳，第四轮楼市调控政策即会立马出台，各部委均有丰富的政策储备。不过，不管是多少轮的调控，最终考验的还是政策执行情况。其实，近年来中央也掀起过所谓的楼市调控风暴，但真正打到“七寸”的地方并不多，政策难落实之顽疾依然如故，政令始终遭遇着“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尴尬。当然，此次似乎有些许不同，今年全国“两会”结束之后，中央最高层密集地将“落实”放在突出位置，看起来是要在“十二五”开局之年掀起一轮“落实”风暴，但能否“落实”的根子还是在楼市，新一轮楼市调控成效如何直接考验着中央的“落实”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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