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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44名员工被欠7593万元薪酬，尽管成因复杂，但说明，在行政主导下，企业“资强劳弱”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职工维权的成本没有显著下降。背后还是传统的政绩观——GDP思维作祟
媒体披露，今年1月到9月，浙江共发生228起企业主逃逸事件。温州以84起居首，嘉兴、金华、台州分别以49起、30起和29起紧随其后。
最直接的后果是，这些企业共拖欠14644名员工7593万元薪酬，欠薪人数和欠薪数额均为历史之最。
按照以往的惯例，老板跑路一般发生在年终岁尾，但今年大大提前——4月起就有老板跑路，之后逐月增加，至8、9月达到顶峰。且由于精心策划，老板们突然人间蒸发，事先毫无征兆。
这首先为政府防范出逃增加了难度。
为了亡羊补牢，现在有两件事正在紧锣密鼓地操作。一是警方积极追逃，目前经艰苦努力已有3个老板回国，其中包括最著名的跑路者——温州眼镜业龙头企业、信泰集团老板胡福林；二是防止新的出逃，温州政府甚至规定，民企老板需24小时开机，外出要向政府和经销商报告。
毕竟被欠薪职工数量巨大，如果不及时妥善处理，势必产生严重的讨薪潮，影响社会稳定。胡福林9月20日出逃美国，4天后，千余名信泰集团员工便上街讨薪，震动温州市委市政府。
一道政府预先建立的防火墙开始发挥关键作用。
早在2004年，温州1家企业老板跑路，员工因工资被拖欠，堵塞国道，引发群体性事件。当年12月，浙江首创“欠薪应急周转金”制度，规定地级市政府必须储备50万元以上(含)，县(市、区)政府储备30万元以上(含)的专项资金，用于垫付企业员工被拖欠的工资。
但这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尽管目前各级政府已经垫付4256.5万元，但显然，缺口依然很大，且垫付是需要偿还的——毕竟这笔债务不能最终由无辜的纳税人买单。
当务之急是想方设法让跑路的老板回国提速。
众所周知，这轮浙江企业大规模跑路成因相当复杂：有外贸形势恶化的原因，有产业升级滞后的原因，有原材料和劳动力成本一起飙升的原因，更由于长期的金融歧视政策带来的高利贷压垮资金链的问题。
也就是说，如果不痛下决心，扶助浙江最重要的利税兼就业主体——中小企业脱困，很难从根本上摆脱跑路带来的欠薪危机。
必须承认，目前政府主导下的金融救助政策，会在短时间给民企带来信心，解决燃眉之急，但没有深层的行政管理体制变革，仅仅靠政府政策帮忙、国有银行输血，很难取得理想效果。
从保障职工权益的层面看，这些年的法治进步可圈可点。比如《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已实施多年，《社会保险法》已出台，《工伤管理条例》已作出重大修改，而且恶意欠薪已入罪。按理说，主动与职工签订劳动合同，推动工资集体协商，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尤其是薪酬权，应该成企业最基本要求。然而现实是，劳动合同签订率不容乐观，非法劳务派遣司空见惯，五险一金残缺不全，超时加班及拖欠工资现象频发。
这背后有企业唯利是图、漠视国法的因素，更多的是执法意识和手段的滞后、日常行政监管的缺位。以至于一旦企业爆发重大劳动纠纷，职工往往成为利益最大的受损方。
14644名员工被欠7593万元薪酬，尽管成因复杂，但说明，在行政主导下，企业“资强劳弱”的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职工维权的成本没有显著下降。背后还是传统的政绩观——GDP思维作祟。
对于民企未来发展而言，存在一放一收的辩证。放就是权力彻底退出微观经济运行，为民企进行制度减负，使其成为真正有尊严的平等市场竞争主体；收指的是秉承法治精神，将维护职工权益的各项法规不折不扣的落实到位。这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根本方向，是现代服务型政府的正解。
唯此，才能避免再现老板忙跑路、职工忙讨薪的双输悲剧。
（作者系《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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