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资关系恶化是最大的潜在威胁
“断指经济”
用脚丫夹住饭匙，费劲地抬起，头慢慢低下去。21岁的党建军像这样吃饭已经3年零10个月了，他的动作正变得越来越熟练。2000年5月17日，在广东省东莞市一家五金配件厂打工的党建军，突然感觉自己的双臂被死死缠住。醒来后，他发现，自己的双臂已被机器生生绞断。
“如果不是工厂老板为提高生产效率将机器上的安全挡板人为拆除，党建军的双臂根本不会被绞断。”直到今天，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律师杜江仍然为党建军感到遗憾。杜江曾为党建军代理工伤索赔长达两年多时间。
珠三角被称为迅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之一。在这里，类似党建军这样遭遇的外来打工者数目庞大。据媒体报道，珠三角企业现在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以替打工者维权闻名的周立太律师曾代理了800多宗案子，足迹遍布珠三角，打的多数都是“断指官司”。
一份报告显示，从1994年到2001年，深圳每年工伤致残的劳工人数不下1万人。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1至9月，全国工矿企业共发生伤亡事故10227起，死亡11449人，同比增加525起，多死亡924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副局长闪淳昌透露，我国各类矿山事故的死亡人数约占全世界矿工死亡总数的60％。
报告同时显示，到目前为止，我国累积尘肺病例约54万人，尚存活41万人；每年新增约1万例，每年约有5000名尘肺病人死亡。数字显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尘肺病最严重的国家。不仅职业病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而且发病和死亡者均呈现年轻化、接尘工龄短等特点。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一直是这些数据的密切观察者。他说：“这是我国劳资关系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劳资关系失衡并持续恶化的集中表现。”
强资本与弱劳工格局
今年40岁的郑功成是去年当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19名“特别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几年前，郑功成就提出，劳资关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形成强资本弱劳工格局，并正在对我国的劳动关系产生直接影响。
郑功成认为，目前我国确实存在着资本日益强势化与劳工地位持续弱势化的趋势。这种趋势构成了利益分配不均衡和生产事故多发的重要社会基础。大多数生产事故个案，均与执法部门失职（监管不到位）、雇主唯利是图和劳工地位弱化、不能保护自己有关。
数据显示，我国的劳动力资源达到7．4亿，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资源的总和。如此庞大的劳动力规模将持续约20至30年。
“在稀缺的资本和绝对过剩的劳动力之间，政府官员自然会作出保护资本利益的选择。因为在很多地方，招商引资是衡量政府官员政绩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指标。”郑功成解释说。
“资本追逐利润最大化，自然希望最大限度地压低生产成本，包括劳动用工成本。官员们则不惜牺牲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招商引资创造‘良好环境’。”郑功成说：“国家规定，企业必须为工人上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大保险。但一些地方却允许非国有企业不参加上述保险，或对其不履行这种义务视而不见。不参加社会保险成为降低企业用工成本的因素，从而较参加社会保险而言在引资时更具竞争优势，代价则是牺牲对劳工权益的保护。”
多年来为打工者维权四处奔波的周立太律师讲了一桩案例：一个外来打工者受了工伤，企业百般推脱，甚至不承认与工人构成劳动关系。无奈之下，工人申请政府仲裁，很多官员却一屁股坐到企业的立场上，对打工者采取了拖延、刁难、不公正处理等种种方式，变相维护企业利益，生怕因为公正执法吓跑了投资者。
周立太告诉记者，其间的微妙关系在珠三角被生动地形容为“保住了老板，就保住了位子”。
“珠三角一座著名移民城市某区一位劳动局局长甚至在大会上公开讲，企业不要招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打工者，因为他们太麻烦。当时台下的听众，全是在该区投资的企业家。”周立太理解，那位局长所说的“麻烦”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打工者权益一旦受到侵犯，在维权上会更加执着和有力。这不仅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也会让劳动局左右为难。
劳资关系为何失衡
郑功成认为，由于本应在失衡的劳资关系间作出有效平衡的政府失责，不断增多的劳资双方的对抗性冲突正在某种程度上演变成劳动者与政府的冲突甚至对抗。
“受损职工一般是先找雇主解决问题。但每一起恶性生产事故的发生，人们往往会抱怨政府未尽到责任，对政府过度维护资方利益加以指责。尤其是恶性事故发生后因雇主逃逸，受害职工及其家属也会直接找政府承担责任。”郑功成解释说。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认为，失衡的劳资关系同时导致了双方在利益分配上的极度悬殊。开了5年出租车的刘师傅给记者算了笔账。他和另外一位师傅24小时轮班倒，一个月的营业额大约在11000元左右。但要拿出一半作为“份钱”上缴给出租汽车公司。剩下的5500元当中，还要包括燃油费、修理费、应付罚款、年检费等支出。扣除这些开销后，刘师傅和搭档每人实际月收入大约为1500元。如果不幸出现生病、严重违章以及其他事故等情况，可能连1500元的收入也无法保障。而且，这还是以每天12个小时不间断工作和节假日不休息为代价的。
孙立平认为，北京出租车司机的现状，生动表明了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高度失衡。因为在签订有关的合同时，作为劳方的司机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
为了保护劳方的利益，我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推行集体协商制度，但在很多行业中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这就使得一盘散沙的司机缺少用集体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合法利益的机制。“正是这种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孙立平说。
“劳资关系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一种社会关系。失衡的劳资关系如果处理不当，将成为我国社会未来发展中最大的潜在威胁。”在此间召开的全国“两会”上，郑功成一口气提交了两份议案和三份建议。呼吁有关方面加快立法的步伐，缓解劳资冲突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郑功成认为，政府应切实承担起自己监察管理与相关制度建设的法定职责，建立起一种合作主义的解决劳资冲突的机制。在这种机制中，承认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加以充分保护，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作出制度性安排。“而国家的作用则在于，充当双方利益的协调者，以及解决双方冲突的规则制定者和最终裁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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