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周一公布的数据细节显示，6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ＣＰＩ较上年同期增长5％，虽符合市场此前的预期，但涨幅明显高于5月份的4．4％，创1997年2月以来的新高。按照此前市场的猜想，5％的物价指数将成为是否加息的敏感点。因此，近一段时间的利率走势值得关注。不过，相比是否加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在于：谁来决定加息？ 今年上半年以来，围绕是否应该加息的问题，出现了针锋相对的大辩论。来自研究机构、国际投行、证券公司、政府部门的人士，甚至包括央行的官员，都纷纷参与了这场辩论。但在辩论的过程中，市场始终没有听到一个最权威的声音。 去年修改通过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五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就年度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重要事项作出的决定，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也就是说，最终决定是否加息的机构是国务院，而不是中国人民银行，也不是货币政策委员会。 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这些现代货币政策的核心变量，对于一国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务院直接对这些变量进行决策，充分显示了国家对货币政策的高度重视。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务院直接对货币变量进行调控，至少在两方面应该值得注意：首先，现代国家的经济目标通常包括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虽然从长期来看，这四大目标是一致的，但就短期而言，却有可能会产生矛盾。比如高的经济增长率并不必然意味着低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与物价稳定在短期内有可能并不一致，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少见。而这也正是现代国家主张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基本理由——只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政策机构，才能够保证物价的稳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卢卡斯的观点最为直接：控制通货膨胀是央行的唯一职责。 另一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在于，由于央行没有独立性，所以在他们提方案时，为了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央行更倾向于使用一些见效快的“猛药”，从而失去了货币政策的艺术性和科学性。事实上，货币政策的精妙之处在于通过央行对金融市场预期的把握，对货币变量进行微调，从而不断引导市场预期，保证物价的稳定。 在一些发达国家，对央行独立性的强调甚至到了一种刻意的地步，比如他们规定，央行行长的任期与总统任期要不一致，总统只能提名而不能罢免央行行长，从而保证央行的决策能够不受总统的影响，最大限度地保证央行能够独立决策。 伴随着中国金融开放进程的加快，一个独立的央行也应成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在未来中央银行的体制改革过程中，全国人大、国务院应赋予央行更大的决策权，至少能够独立选择和制定货币政策，决定利率、汇率水平和货币供应数量，并将这些决策权最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 但这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中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货币政策委员会由目前的咨询议事机构提升为决策机构，并通过规范的投票表决方式进行决策。1997年设立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已经走过了7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主要通过季度例会来对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利率、汇率、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再贴现、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等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的建议。 目前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构成中，政府官员占了绝大部分，银行业和学界代表各仅有1人，企业界则没有代表。因此，在成为决策机构之前，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构成必须进行优化，以加强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未来的货币政策委员会中应该包括有官方、企业、银行和学者各方面的代表，从而准确反映有关各方的呼声。这也符合当前政治文明建设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正在走向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对加息的辩论就是这种利益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因此，设计一种能够容纳各种利益，通过多方博弈，最终进行民主决策的机构，就成为关键所在。货币政策委员会就有望成为这一顺应政治文明建设潮流的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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