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国家统计局公布了最新的统计数据，上半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9.7％。我们应如何看待这些数据？数据都说明了些什么？记者就此采访了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请他们解读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
记者：国际统计局刚刚公布了上半年宏观经济的各项指标，上半年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9.7％，居民消费指数CPI增长了5％，请您解读一下这些数字。
华民：GDP增长达到9.7%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事实，一般来说，经济起飞国家的经济增长都非常快，像日本、韩国以及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他们在起飞阶段全国性GDP增长都达到过两位数以上。这次9.7%是宏观调控以后出现的，假如3月份国家不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政策，我估计可能还会比9.7%高。
另外，我认为这次宏观调控的目的不在于控制绝对数字，而是在于控制结构上的矛盾。中国现在经济增长的问题在于结构上的失调。调控以前，中国确实存在一部分结构性失衡的部门，像钢铁、电解铝，水泥建材、汽车制造，包括房地产，经过3个多月的调整，增长开始回落，这就表明，经济增长是在向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所以，用9.7%的数字来判断经济增长是不是过热，很不好说，因为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它本身很可能就出现这样的问题，关键在于经济增长是否平稳，结构是否均衡，总量是否适中，供求关系是否能保持平衡。
关于物价指数，按照国际经验来讲，两位数以下的增长都不能算通货膨胀。另外前几年中国的物价指数一直是负增长，和那时相比，我们现在有了增长，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因为物价指数上涨至少我们的需求增长了，老百姓的收入增长了，前期的原材料、中间品价格上涨传递到了最终产品。现在是低利率，那么未来流量的贴现就不一样了，消费者的贴现值在下降，他就减少储蓄增加消费，这也是我们5年来治理通货收缩愿意看到的，能够稳定在5个百分的CPI的增长，是不多的，是有好处的，对库存出清很有好处。CPI上涨有可能解决一些问题。CPI的增长，反映的是需求的增加，我认为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记者：现在人们最关心的，还是央行会不会加息，曾有人说CPI达到5%央行就开始考虑升息，您认为呢？
华民：国际上并不认为CPI到了5%就是一个警戒线，加息还要看其他条件。在中国，加不加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不能光看CPI。如果中国现在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总量调控上的加息，我觉得是不起作用的。加息的作用就是：一、提高经营成本，让投资减少，二、增长居民储蓄倾向。因为贴现率提高了，将来远期收益增加了，就减少当期消费，那物价就跌下来，消费跌下来，需求跌下来。另外，加息能抑制这种投资高增长的趋势吗？现在投资主体是国有企业，他们是不计成本的，资金成本对他们是不起作用的，民营企业许多本身就无法从国有银行得到资金流量，外资企业又是海外融资，不在调控范围内，因此宏观调控对他们都没有影响，那么加息是没有意义的。
现在我们正需要刺激消费，一加息，就又回到通货收缩了。加息后，投资控制不了，消费又被抑制了，物价又下去了，只有在双向都可以调整的时候，调整才是有意义的，现在的单项调整无意义，只能抑制消费，对投资没有调控作用。
总的来说，我认为现在从消费物价指数来看，还没到非加息不可的地步，同时，现在加息，收效甚微，成本很高，极有可能重新导致通货收缩。
加息后，股票市场和利率是反方向变化的，那么资金就会从股票市场撤出来，上市公司的资金成本一高，市盈率就会降低，反而会给股票市场带来毁灭性的冲击。最近股票市场跌了300点，就是加息预期所致。这样就牺牲掉了资本市场。现在人民币和港元可以自由兑换，港元和美元又可以自由兑换，加息后套利资金马上就会进来，本来我们想控制货币供应量，但是套利资金一进来，外汇接受款又会增加，这和加息要达到的减轻通货膨胀的目的正好是相反的。资金进来，压迫央行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储备增加了，但是我们加息的目的是要控制通货的，这就是一个悖论。到那时就更不好做，我觉得现在保持这个利率就很好了，没有必要调整利率。
记者：你对于现在的宏观调控是怎么看待的？现在的宏观调控是否到位？是否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宏观调控的力度，方式方法，请您给个评价。
华民：如果这次宏观调控的目的是调整结构性的失衡，我认为已经到位了。一些经济增长最快的部门的投资已经得到了控制，我的观点是，这次政府调整的目的并不是一定要控制GDP、CPI,而是控制这些过热的部门，那么现在效果已经可以看到。如果再进一步做出比较过激的调控行为，造成资产价格下跌，那这个调控就会失败。资产价格下跌就会变成一次经济衰退。资产价格包括，股票市场价格，房地产价格。现在股价已经跌了，房价还没跌。我们可以从香港、日本的教训中看到这一点。央行要见好就收，调控应到此为止。
记者：现在宏观调控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下一步宏观调控应该往何处去？
华民：应该解决体制问题。现在这些问题的发生就是因为体制问题。我们这次调控仅仅是一个数量性的调控，没有进行结构性的改革。为什么那么多人去搞钢铁，因为花的是国家的钱，银行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我们的投资体制问题没有解决。我们投资主体只要还是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就一定还会发生“大干快上”的情况。现在还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行为，不是市场调节下的投资行为。地方政府要GDP的增长，就办汽车厂，钢铁厂，因为花的是国家的钱。我们现在要改革的是经济增长背后的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