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曙光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我觉得，要讨论下一步的宏观调控，还是先要对前一段的情况有一个简单的回顾和总结。 从去年下半年出台121号文件开始，央行采取了一系列紧缩货币和贷款的政策，总的来讲，货币政策还是比较谨慎和适当的，121号文件的实际作用虽然有限，但所传达的信号已经很明显；三次提高准备金率，每次提高0．5－1个百分点，也比较稳妥。只是由于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操作空间狭小，可用政策工具不足，其作用受到限制。与此同时，财政政策较少有相应的配合，从理论上来说，在扩张时期，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有效，在实行紧缩时期，货币政策比财政政策有效，但是我觉得，当前财政政策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比如国债发行和国债投资，既然民间投资上来了，国债投资就可以适当退出，同时用各种办法，包括财政贴息等，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去替代政府的国债投资。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国债发行和国债投资对财政部有利，对发展委批项目也有利。 由于货币政策作用受到限制，财政政策较少配合行动，政府从4月份开始起用了行政手段。现在看来，在目前制度条件下，行政手段的确有效，但是，由于行政手段操作失当，其效果可能是负作用大于正作用。为什么说操作失当呢？现在的做法是直接派调查组关企业，这就越了权限。如果不这样做，而是采取另一套办法，情况可能是另一个样子。有的企业之所以上马是由于投资成本低，投资回报高，而投资成本低是由于政府行为扭曲了要素价格，给企业一个错误的信号，比如，土地是政府白送的或者低价给予的，还有它的专用码头是由政府投资兴建的。现在，把所有这些该打入而没有打入的成本计入企业的投资成本，让企业来决定。如果打入成本以后，企业仍能赢利，可以让它继续建设和运营，如果不能赢利，企业可以缩小规模或者申请破产，自己关闭。这样事情就好办了。然而，我们却来了个行政强制关闭。 还有，行政手段主要是问责官员，对官员的决策失误进行处理，但咱们现在不是这样。就拿铁本事件来说，问责了六个官员，最高的负责人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铁本最初的建设规模是200万吨，为什么搞到840万吨？这主要是地方官员搞的，不是企业的问题。苏锡常三个市，在改革初期无锡在前面，苏州和常州不相上下，改革后期苏州上去了，无锡落后了，常州更落后了。从1999－2003年，三市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19．8％、13．8％和13．7％。在这种情况下，常州不弄个大项目赶上去怎么行？其实，现在的很多问题都是政府竞争造成的，当然政府竞争有好处，地方政府相互竞争把地方经济搞上去了，20年的增长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政府竞争也确实出现了问题。因为它成为一个利益主体以后，既以企业的行为方式做事，又以政府的行为方式行动，地方债务也是这样竞争出来的。现在是中央财政日子好过，到省里边还差不多，到县乡两级，债台高筑，很多已经破产。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想要用行政手段的话，那就得去问责官员。其实也很简单，拿铁本事件来说，官员决策失误，把损失算出来，比如说多少土地不能复垦，代价是多少，专用码头投资的本息是多少，本不算，利息可以算，还有其他失误，加在一起，就是决策失误的代价，政治上他要负责、经济上也要让他负责，如果这样的话，以后政府官员就不会乱来了。其实，这样做的话，地方官员的行为规则就能建立起来。刚才大家讲，这次调控一下回到改革开放前，确实是这样，你可以看现在的所谓宏观调控和过去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进步，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结果一搞宏观调控，很多都退回去了。原来投资体制改革要取消审批，现在也不出台了；财政上的改革，增值税转型东北试点实际上也停了，特别是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也不提了，我看很多事情还是有很大问题的。 从这次宏观调控来看，我们在政府治理方面还缺乏章法，各部门相互争权，中央和地方看法不一，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不清楚。现在行政许可法实施了，这样的问题要不要考虑。如果政府的行为不遵守规则，宏观调控很难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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