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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自身问题积累还是遭人“陷害”
正当5月初突然爆发的大豆“进口危机”让中国整个大豆加工行业自救于水火之中而无暇他顾之际，美国大豆协会、美国农业部等组成的美国农业代表团7月中下旬来到了中国，进行了长达十多天的考察访问。据了解，代表团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向中国各界解释，美国政府和企业并未有意“陷害”中国大豆加工业。
尽管被认为是提前爆发的大豆“进口危机”远未结束，众多国内大豆加工企业能否“挺”过这一关尚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中国大豆加工行业已遭受重创，而此次危机的更大影响，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大豆产业链的各个环节逐步显现。
究竟是跨国粮商和美国农业部有意“陷害”？还是国内相关行业自身问题多多才导致这样的结果？
在整个行业为度过危机而奋力自救时，对大豆这一我国最早放开进口的大宗农产品产生“进口危机”原因的探究，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
正反观点激辩“陷害说”
现实的惨重损失使一些企业相信，这是美国农业部和粮商有意“陷害”的结果。
一位不愿公开身份的大豆加工企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农业部去年在连续数月调低美国大豆产量预测，同时调高中国大豆进口量预测，造成中国大豆加工企业恐慌心理，纷纷加大采购力度以防将来出现短缺。“然而，在中国企业高价位采购完毕、美国大豆销售也告完成的5月初，国际大豆价格出现崩盘。这难道仅能用巧合来解释？”这位企业人士的反问，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企业的心情。
相关统计表明，芝加哥大豆价格从2003年7月的每蒲式耳532美分，一直涨到今年4月份的1064美分，达到了近16年来的最高点。这种涨幅相当于中国境内价格从每吨2300元人民币涨至4400元。中国企业大多数在年初期货价格高位上大量采购大豆，成本在每吨4300元人民币左右。而到5月份，受美国大豆价格下跌影响，中国港口进口大豆分销价格持续下跌，仅为3200元/吨。据业内保守估计，仅上半年我国大豆加工企业就因此损失40亿元。
而在美国农业部不断发布被国内企业称为“虚假信息”的同时，跨国粮商和芝加哥投机基金又赶在中国企业进入市场之前把价格炒高。当时在高价位接盘的一些国内企业，现在在盘点损失时又不约而同认为，是跨国粮商和投机基金害了自己。部分国内大豆加工企业一个多月前完成的一份报告，提出了一个在部分企业中颇有代表性的观点：国际资本在有计划“围剿”中国大豆加工业。对此，报告还列出了多条理由。
对于上述观点，路易·达孚（上海）公司董事长陈涛明确反对。“我有幸参加了美国农业部报告的形成过程。据我了解，美国农业部每年都会对预测数据进行几次修正调整，这是很正常的事。但如果说美国农业部有意发布虚假信息欺骗中国企业，并不符合实际情况。”8月初于哈尔滨举行的“中国大豆市场分析暨贸易洽谈会”上，他在面对300多名业内人士发表演讲时表达了这样的看法。
“美国农业部每次发布的预测报告，都通过邀请外来人士完成。这些人士不是固定的一些人，也不包括政府官员。他们被要求隔离在一个场所，要在一星期内完成报告，并且互相之间不允许通气。为尽量使报告做到公正，完成报告的人员在事前要宣誓，自己以及家人都没有参与和报告内容相关的任何商业行为，不代表任何商业利益。报告制定过程公开、透明，相关人员可以作为观察员到现场监督报告形成的全过程。此外，报告形成的基础是美国农业部提供的统计数据。统计数据是美国农业部采取了包括卫星勘测甚至是人工逐块调查的各种手段，投入了大量的人财物力，这是哪一个粮商、咨询公司都无力相比的。”
陈涛更不同意跨国粮商和基金有意“陷害”中国企业的说法。在他看来，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经验不足、对国际大豆期货市场操作方式不了解的情况下，更应注重风险控制，但大部分国内企业的做法并非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的失误就成了基金的市场机会。“这只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操作行为，而不是只针对中国企业。”他说。
不应把危机仅归咎于外因
“我国大豆加工业‘进口危机’的爆发，只是时间早晚问题，这是由行业自身存在的诸多不足所决定的。”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绪岷日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把危机的爆发仅归咎于外部因素，是不客观的。”
大豆加工业重复建设，加工能力严重过剩，是导致今年危机的根本原因。近两年来，因大豆加工业利润丰厚，导致榨油业疯狂扩张。如东莞麻涌一带2001年仅有一家加工能力2000吨的油厂，但今年已达9家。尽管行业一再呼吁国家进行调控，国家也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限制新建榨油企业，但由于利益的驱使，在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仍有不少企业改换名称（如榨油厂改称饲料蛋白厂），不断上马新厂。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日加工能力达到500吨以上的90多家企业，年加工能力已达到6000万吨左右，其中日加工能力2500至10000吨的企业就有21家，仅这21家企业的年加工能力就高达3000万吨。而国内需求仅2500万吨左右。
“过度扩张的大豆压榨能力，必然造成对大豆进口的过度需求。”曹绪岷说。
国内大豆加工企业忽视风险管理，不熟悉国际游戏规则，是产生危机的又一内因。曹绪岷说：“在去年底至今年初，美国商品基金在芝加哥期货市场大举做多，巨量的多头持仓和滚动式操作，使大豆价格持续上涨。国内榨油企业担心豆价还会继续走高，相继在最高价位大量订货，比一年前购买同样数量大豆多付了一倍的钱。除了少数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进行套期保值或减少采购外，绝大部分民营企业在高价位订购且没有采取风险防范措施，从而导致在5月份芝加哥期货市场大幅下跌时陷入危机。”
“如果企业有足够的风险意识，至少不会产生像现在这样大的损失。”曹绪岷直言，“当然，目前国家只批准了中粮、中谷、吉粮集团三家国有企业从事国外粮食期货，民营企业还不能直接从事境外期货业务，也限制了他们规避风险的能力。”
建立新的国际大豆定价机制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豆进口国，进口量占国际贸易量的1/3，理应能左右市场价格。但我国进口大豆时对价格影响力微乎其微，反而被价格“牵着鼻子走”。有关人士认为，我国大豆加工业今后要避免再次发生“进口危机”，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不合理的国际大豆定价机制。
据介绍，现行国际大豆定价机制主要有三个明显的不合理之处：
一、国际大豆贸易主要由美国为主的粮商控制，形成了“南美种大豆、中国用大豆、美国卖大豆并决定价格”的扭曲局面；
二、大豆交易价格以更多反映美国国内行情、而并不能全面反映国际供求关系的芝加哥期货交易所价格为基准；
三、价格需要合同来保证，但目前进口合同采用由美国粮商提出的合同文本，其条款充分保护出口商利益而不利于买方。如“以卖方装运港检验为最终依据”，买方无复验权和索赔权；对大豆品质要求不详细、不规范、不严格等。这些条款易导致出口商滥用合同权利，造成严重到货质量问题。
大豆生产国一般杂质可以控制在1%以内，但我国进口合同规定为2%。为“达到”2%的标准，有的粮商甚至用鼓风机将豆皮等杂质吹入大豆，或将玉米、小麦等低价谷物掺入大豆。今年发生的巴西“种衣豆”事件纯属人为掺入，很难说与“装运港检验为准”条款无关。近几年来，我国进口大豆到货后出现了严重质量问题和疫病，但合同条款限制了我国企业对外无索赔权，进口风险全由进口企业承担。
近年来，南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大豆产量和出口量增加很快。特别是巴西，其产量直逼美国。“我国和这些国家在大豆方面的互补性很强，建议从政府和行业层面上推动我国企业和这些国家直接进行贸易，包括支持我国企业直接从南美采购大豆，支持我国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在南美建立种植基地和储运设施，改变‘南美种大豆、中国用大豆、美国卖大豆并决定价格’的扭曲局面，改变我国进口大豆完全依赖美国粮商的现状。”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会长曹绪岷说，“食土商会曾与阿根廷农业部和农业协会探讨过这个问题，他们对此很感兴趣。”
不少企业人士呼吁，大连商品交易所应尽快推出转基因大豆和豆油期货交易品种，完善中国大豆期货交易体系。这样，国内企业可以变“客场”作战为“主场”作战，充分利用大连交易所进行套期保值、锁定成本，从而最大限度控制风险。目前，我国大连期货交易所只有非转基因大豆期货品种。在当前大豆进口量大于国内产量、进口大豆基本为转基因大豆的情况下，大连交易所对世界主要交易品种转基因大豆的价格几乎没有影响。
曹绪岷介绍说，为改变目前大豆贸易合同中对我国的不平等条款，防范贸易风险，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大豆分会曾于两年前形成行业决议，组织专家制定了“中国大豆进口合同文本”，以充分维护买方正当权益。目前国内从事大豆进口的企业近百家，但尚有部分小企业并未加入到食土商会大豆分会中来。尽管这些企业进口量不大，如果它们不纳入行业标准合同的实施，将无法维护整个行业进口大豆的利益。因此，建议政府部门支持推广在全行业实施标准合同。
“另外，一些国家的成功经验也值得我们借鉴。如韩国进口粮食采取统一由行业组织对外招标的方式进行采购，效果良好。在大豆进口方面进行统一采购，值得我们探索尝试。”曹绪岷如此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