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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融资体制改革“十年磨一剑，金光闪闪，却没有开刃”
虽然有经济学家把中国改革比喻为蜗牛爬树，但随着7月25日《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正式颁布实施，舆论界还是对这只缓慢的蜗牛持肯定态度：这只蜗牛虽然慢，但还是爬出了重大的一步。
“2004年7月25日，有理由成为一个纪念日。在这一天，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又往前走了一大步，并且开始触及最难、最痛的体制硬核部分。”年轻的经济学家赵晓说。
有媒体用“十年磨一剑”来形容《决定》的出台，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即开始酝酿的投资体制改革方案，在经历了10多年的波折后终于面世。
业内已经广泛注意到，这份由发改委牵头制定的《决定》的最重要部分是对审批制的改革。《决定》明确提出，彻底改革现行不分投资主体、不分资金来源、不分项目性质，一律按投资规模大小分别由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审批的企业投资管理办法。对于企业不使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一律不再实行审批制，区别不同情况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司司长杨庆蔚认为，这一变化是此次投资体制改革中最大的亮点，是真正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的关键所在。政府不能再以市场前景不明、经济效益不理想、资金来源不落实、技术方案不合理等理由否决企业的投资项目。
对于这一变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郭励弘认为，备案制对民营企业和外资确实是利好消息，免去了过去投资过程中复杂的审批程序。
但郭励弘也告诉《商务周刊》，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只是投资体制改革中的一小步，从目前来看充其量是项目审批制度的改良。
今年年初，他就曾写过一篇文章进行了预测，断言是投融资体制改革还是项目审批制度改良，2004年见分晓。
这篇名为《2004投融资：体制改革或审批改良》的文章称，任何深层次的体制改革都是协调性极强的系统工程，都是配套要求极高的政策集成，都不可能由单独一个政府部门来实施，“如果我们认定，在投资主体多元化并且国有投资已经建立了出资人制度之后，仍然需要保留一个‘投资管理部门’，那么不管部门名称有什么改变，都极有可能跳不出50年形成的惯性思维。”他担心，按照这样的思路，结果只能是一次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审批制度的改良。
《决定》正式出台后，郭励弘的担心成为事实。他注意到，备案制除了对民营企业和外资起作用外，对国有企业仍然起不到任何作用，因为政府投资项目继续实行审批管理。所以他认为，关键的两个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是政府投资的约束机制，一是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在投融资领域亟须解决的两个根本问题。
多年来，中国所探索的实际上是投融资体制改革。郭励弘强调，只有初步建立起政府投资的约束机制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机制，才会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投融资体制改革。但郭励弘注意到，从去年年中，“融”字就被去掉了。
在确立企业投资主体地位的同时，《决定》虽然也对政府投资行为进行了规范和制约，如强调要合理界定政府投资范围、提高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建立政府投资责任追究制度等，但郭励弘认为，直到今天，对政府投资的责任约束机制从未建立起来。基于永无止境的投资冲动，各级政府仍然在为银行增加待处理的坏账，为国企增加待破产成员。
“如果不建立责任制，只改审批制，领导不承担投资决策失败责任的状况仍不会改变；只要权力与责任脱节，劣质而无人负责的‘首长工程’就还会出现。” 这样的话郭励弘去年就曾公开说过。
对于《决定》的内容，还有学者担心，这只“蜗牛”身后，还拖着一个沉重的尾巴，弄不好到了晚上又会把它拖下去两尺。这个尾巴就是存在诸多含混之处的“核准制”。把握不好，“核准制”极有可能蜕变为变相的“审批制”。
赵晓也认为，《决定》仍然只是初步的，仍未完全到位，并且是不足够的。表现之一，是《决定》的核准制度有可能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变形的审批制。就像中国的股份公司上市如今只需核准即可上市，但实践中的结果仍然与最顽固、最严厉、最腐败的审批制度无异。
“核准制就是审批制。”郭励弘说得更直接。他举例说，过去证监会对于民营企业到海外上市，既不用审批，也不用核准，但是需要证监会出具所谓的“无疑义函”，“无疑义函”不发出，企业就不能到海外上市，而且这种函出具的过程最长时间可达两年。“这与审批制有什么区别？”他问道。
投融资体制的诸多弊端，长期以来制约着国民经济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但十年磨一剑，金光闪闪，却没有开刃。” 郭励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