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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段晓燕 田毅 北京报道
北京报道
设“宏观调控总体计划部”？
今年以来，国务院制定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引导国民经济的更良性发展，一时之间，“宏观调控”成为各界最为关注且热衷于讨论热点话题，用地控紧、银根收紧、能源趋紧、审批从紧，对于占国民生产总值55．6％的非公有制经济来说，变化中的宏观经济政策将是不得不需要重新适应的生存环境。
“要点刹，不能踩死”，对于宏观调控和下一步的发展趋势，成思危有精辟的理解。
2004年8月10日下午，本报记者在人民大会堂专访了刚刚从东北地区调研回来的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先生。
《21世纪》：现在宏观调控是个热点话题，各级政府和企业也都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但我们发现，各家的声音好像不是完全一样，比如，财政部，人民银行和发改委之间。
成思危：这就是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我们国家国情复杂，信息引导十分重要。信息的不对称，会造成很多决策上的不正确或者不完善。这次调控，国务院反复强调了不搞“一刀切”，不搞“急刹车”，但具体操作中还是有部门“一刀切”、“急刹车”。
《21世纪》：这次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对土地和贷款的控制来快速实现的，但长远来看，这两个工具不能总控制着，那么该如何做出平衡呢？
成思危：从长远来看，这两个政策工具的确是不能一直“刹车”的。说实话，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总有一些土地是要转成工业用地的。再说贷款，如果老是控制贷款或者不贷款，就会影响银行业的生存。我的看法是，刹车这两个是最灵的工具，但不能踩死，要点刹。
《21世纪》：这两个指标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是否特别管用？宏观调控何时解禁？
成思危：民营企业多是中小企业，且处于成长期，需要重点培育和支持。不过有的时候民营企业上项目的时候，的确有一些考虑不当的地方，必要时应加以引导。行政手段往往在短期内有效，特别是控制土地和贷款，但对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影响肯定较大。当然，行政手段过后，取而代之应当是一些改革后的市场化措施，这些措施的出台之日就是宏观调控结束之时。据了解，关于土地方面，正在制定一些相关的制度和办法，估计可能年底会出来。
《21世纪》：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都认为，他们现在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宏观政策，比如一个政策出来之后，将会有哪些直接的影响？政策的走势是怎样的？他们说这是经历这次宏观调控后学来的经验。
成思危：所以我强调应建立公共信息的公告制度，比如宏观政策，就要通过共同信息的途径进行发布，这样能够局部地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一般来说，由政府主导进行宏观调控反映了政府在特定的客观环境下对国家发展前景的预测，以及政府的愿望和意图，但宏观调控实现的程度和实施的效果则主要取决于市场的力量。因此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应当注意政府和市场之间信息的对称，尽量达成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协调与配合。
我建议应认真分析和预测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求，既要防止因对需求估计过高而盲目扩大投资，也要避免对需求估计不足而造成发展瓶颈。
《21世纪》：那这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举措。听说你最近也建议设立负责全面策划和统筹协调的总体计划部门，能具体说说你的设想吗？
成思危：设立负责全面策划和统筹协调的总体计划部门主要目的是合理地配置各种资源，妥善处理局部与全局的矛盾，改善宏观调控，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及民主化。
所谓全面策划就是协助领导者确定国家长远发展的目标体系及其优先顺序，并将领导者定性的价值观及对未来的设想转化为定量的指标系统。所谓统筹协调就是协助领导者进行资源配置及政策制定，将经过领导者批准的目标体系及其优先顺序转化为可以执行的计划草案。
总体计划部门可以在现有的发展改革委员会的框架内，与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单位共同设立，这一机构不应具有行政权力，其核心人员除了要有优良的政治素质和丰富的实际经验外，还应具备四维的知识结构，即既要有专业的深度，又要有科学的广度，更要有哲学的高度，还有清晰的远见。
《21世纪》：我们在不少县市地方政府采访发现，抓项目是他们现在的“第一要务”，甚至在报纸上公开分摊负责项目进度，要求非常严格，且有点搞运动的味道。
成思危：从地方政府来看，有些做法的确是为了政绩，有的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发展着想，对此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现在我国的经济从整体上说不是过热，但是投资确实是过热了。新开工项目过多是“投资饥渴症”的主要表现。大量投入要到项目建成后才可能产生效益，而且由于过剩的生产能力挤压了盈利空间，有不少项目将会是低效益，甚至没有效益的。更有甚者，大量项目投入挤占了维持正常生产所需的短期资金供应，造成企业资金回笼放慢，互相拖欠增加，同时使得一些地方高息融资和非法集资活动又趋于活跃。
现在控制的银行贷款多是短期贷款，短期贷款是企业维持其生产运营所必须的，我认为从贷款来看，应该严格控制的是长期贷款，要保证企业正常运行所需要的短期贷款。同时我建议近期内一定要严格控制新建的项目，要在规模经济及技术水平等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要求所有新建项目都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自有资金，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论证，对目前在建及拟建的项目实事求是地权衡利弊，决定取舍。
“成氏”三步走
2004年5月27日，深圳交易所中小企业板块正式开盘，截止到8月10日，已有30家企业完成集资，融资总额约80亿元。
中小企业板块的推出，离不开成思危多年孜孜不倦的推动。1998年，成思危代表民建中央提交了著名的“一号提案”《加快我国风险投资事业发展》中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建立一批风险投资公司；第二步风险投资基金；第三步建立包括创业板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
对于创业板，他提出“小三步走”的建议：第一步是把发审委已经通过的小盘股集中起来开辟一个中小企业板块。由于不降低上市条件各方面比较容易接受且这部分企业的数量也不太多上市对市场的冲击不会太大；第二步是适当降低条件逐步扩大这个板块；第三步是条件成熟时建立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创业板。
回忆近10年来对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发展的推动，成思危说到，“为什么我老是要三步走，就是因为一步走不到，遇到一步解决不了的困难时，那就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变通，采取渐进的解决方式”。为此，他称自己是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他用“不怕慢，就怕站”来形容中国的改革。
《21世纪》：深交所的中小企业板块的模式与你当初提出的设想是否有差异？
成思危中小企业板块还不是真正的创业板，离真正的创业板还有相当距离，它只在创业板稳步推进过程中启动的“第一步”。中小企业上市的“门槛”还是高的，是严格按照主板的上市条件来审核的，当然这也是为了控制市场风险。
《21世纪》：那么，实现了第一步之后，接下来会怎样推进？
成思危：各方面正在尝试，8月14日深圳将召开“第三届中小企业融资论坛”，专门研究下一步发展的问题（编者按：该论坛上，证监会前主席刘鸿儒指出，中小企业板应尽快画出两步：一是率先实现全流通；二是修改创业板方案和有关法规）。这些也和《公司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的修改会联系起来。
《21世纪》：《公司法》和《中促法》将会进行怎样的修改？听说要把上市的股本金从5000万降低到3000万？
成思危：这个目前我不能透露，因为现在还只是一个草案，要等人大开会通过了之后才能确定。但总的方向是，《公司法》和《中促法》将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上市、融资等方面会做一些改进，比如拓宽直接融资渠道，设立中小企业发展基金等。
《21世纪》：中小企业板块开盘的时候，你也做了一个讲话，提出了四点建议。你怎么看中小企业板块的市场表现？
成思危：股市主要是取决于投资者的信心。中小企业板块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大家都抱着很大的希望，股价也升得比较快，但后来出了个江苏琼花(002002)(相关,行情,个股论坛)。我们一直是要求管严的，但还是出了琼花。
但我说句实话，中小企业板块出这些问题，和主板比较起来，还是不算什么的。我们的主板这样的事情有多少？总体来看，中小企业板块的发展还是稳固的。
《21世纪》：你在1998年“一号提案”被看作是对中国风险投资市场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现在6年过去了，再回过头来看当年的提法，你怎样评价？
成思危：从现在的情况看当时的思路还是很正确的，第一步我们现在已经基本做到了。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全国有300多家风险投资公司掌握的资金达500多亿元。第二步中，风险投资基金的建立遇到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原来制定基金法的时候是准备搞三个基金：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可是最后也是因为各方面的意见不一致，所以最后也只是出台了一个证券投资基金法。第三步是建立包括创业板在内的风险投资体系现在正处于积极推进之中，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比如中小企业板块的推出。
《21世纪》：你说的第二步中意见不统一，具体是怎样的情况呢？
成思危：比如说，要搞产业投资基金吧，这首先要涉及到基金的性质。因为就我们某些人的理解，产业投资基金就是集中投某一个产业，如果是这样，谁来管？从我国的传统来看，铁道投资基金肯定是由铁道部来管，科技的肯定是科技部来管，那最后就变成了每个部门管一个基金，这个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原则的，而且从国家的金融环境来看，那时候经济体制还没有改革，你要搞一个基金，跟哪个部门没关系？
但是我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已经在国外行之有效的投资工具，总是会慢慢地建立起来。
过渡性“中促法”
对于民营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成思危说，多年来他致力于两方面的工作：一个改善环境，一个提高素质。就改善环境这方面，他的每一次呼吁和努力都引起各方关注，但他说，现在中小企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提高自身的素质，以适应环境的变化，为此他亲力举办“建华企业家课堂”，亲自为中小企业家们授课。“我希望各界能够加大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他对本报说，“走路需要两条腿，我们不能只顾着一条腿的发展，否则会脱节的。”
《21世纪》：在国家战略这个层面上，中小企业应该成为一股怎样的力量？
成思危：这么说吧，市场经济就是由无数个企业组成的，通过无数个独立自主、自主决策、自主经营的企业在市场中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促使市场经济向前发展。我看，大企业是“脊梁”，中小企业是“血肉”，一个人没有“脊梁”就站不起来，但光有“脊梁”是不够的。
《21世纪》：在最近十年中，对于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发展最为重要的事件是什么？是《宪法》的修改吗？
成思危：我国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20多年来的蓬勃发展与我国始终坚持完善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密不可分。宪法、民法通则、公司法、刑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等重要法律都有涉及促进民营企业发展的条款。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法制环境越来越完善了，这大大促进了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的规模不断壮大。修改后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它的意义和价值十分重大。
《21世纪》：《中小企业促进法》的推出，也离不开你多年的呼吁和努力，你如何评价这部法律？
成思危：从我个人来看，《中小企业促进法》实际上是在我国特殊情况下带有一定过渡性的法律。一方面，它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将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我总感觉它的一些规定还不尽如人意。就是说，有些规定不够具体，不够实际。
《21世纪》：《中小企业促进法》主要有哪些方面不太尽如人意？
成思危：我认为它的可操作性不是很强，很多方面规定比较原则，如融资、税费、市场准入等。外界有人评价这部法律实施后效果不太明显，也跟它的可操作性不强有关系。当然，立法是对各方面利益协调的结果。有了这部法律总比没有好。立法也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21世纪》：立法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利益，主要会涉及到哪些利益的协调呢？
成思危：立法是十分复杂的活动。规定好法律中每一条款，都不是那么容易的。比如说，立法时要考虑到各方利益的调整，考虑到成本与效益的关系等。又比如说，要建立基金，资金来源如何解决，可行性和必要性如何，以及设立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具体问题。一部法律的出台，本身就是一个多方利益协调妥协的结果。由于我国正于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要不断调整和规范各方的利益，导致法律的稳定性相对较弱，有些法律过一段时间后就必须修改，这就体现出我国立法的渐进性。
《21世纪》：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和日本、美国等其他国家相比怎样？
成思危：我不太赞成完全将中国中小企业去与日本、美国比较，因为国情不一样。中国中小企业发展确实有一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例如，由于大的国有企业以前都追求大而全，所以我国配套型中小企业的发展机会和空间就比较有限；由于我国风险投资不够发达，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就缺乏支持。但我国也有自己的特点，我国的集群型中小企业，如温州、东莞一带，在世界上都是很有特色的。
对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我现在最担心的一个问题是中小企业自身素质的提高。我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初始资本积累阶段，现在面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民营企业已不再是创业初期那样简单地做生意了，而会涉及到很多法律、经济、金融、管理等等方面的新问题。因此民营企业家一方面要加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另一方面要学会观察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