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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不仅顺应了历史，而且用他特有的智慧推动了历史，当他于 1997 年去世时，中国比 1840 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接近于复兴的目标如果以中国国力在世界的位次为纵轴，以时间为横轴做一条曲线，我们将发现这条曲线在邓小平时代划出了一道止跌回升的陡峭轨迹――邓小平去世时，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综合国力前六位并且继续向前迈进，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前所未有的成就，中国自 1840 年以来第一次真正接近了民族复兴的目标。
1904 年，当邓小平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宋代以后即开始缓慢下滑的中国正要到达其衰落的谷底。 8 年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带来了昙花一现的希望和兴奋，但中国随即陷入了十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国的国势跌到了秦统一以来的最低点。
1928 年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只是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而日本人自 1931 年开始的入侵和不间断的国内战争使其从未真正获得过建设国家的机会。
因此，当生机勃勃的共产党人在 1949 年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时候，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对其寄予厚望，“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是当之无愧的时代回响。
“救亡图存”、“变法图强”，这是鸦片战争以来萦绕在中国人心头的两大心结，无论历史存在多少偶然性，谁能为这两个问题提供让人民信服的答案，谁就能够赢得政权。
从 1949 年到 1957 年，新生的共和国经历了 8 年欣欣向荣的建设时期，此后陷入了持续 20 年的政治动荡。为了打倒并不存在的“走资派”，党的最高领袖指示：“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
直到 1976 年 9 月逝世，毛泽东都坚信“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是中国通往大同社会的唯一出路，为此他不惜将他刚刚重新起用的邓小平再次打倒。没有人怀疑毛泽东的良好动机，但 20 年阶级斗争的结果是： 1978 年，中国有 1/3 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 1/3 的地区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相当一批中共元老意识到，再这样下去，中共就将丧失继续执政的合法性。
摆在邓小平面前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中国。思想上，造神运动和对不同意见的反复清洗使得蒙昧主义盛行；政治上，“四人帮”和“凡是派”的残余有待排除，而相当一部分“文革”前的老干部在知识上和能力上已经无法胜任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经济上，在农村，人民公社制度使粮食产量二十年停滞不前，与此同时全国人口却增加了一半。在城市，计划经济体制虽然造就了一个完整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体系，但与人民生活相关的所有商品都处于短缺状态，几百万下乡青年又在回城的同时变成了失业者。
邓小平时代的序幕是从 1978 年春天的真理标准讨论开始的，这场由邓小平坚定的政治盟友胡耀邦领导的理论交锋以“凡是派”的失败而告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最终得到确立，这奠定了改革的理论基础，也意味着由毛泽东指定的“凡是派”领袖华国峰丧失了权力的合法性。
与毛泽东的宏篇巨著不同，邓小平奉行的是一种化繁为简的马克思主义。有人将他的哲学总结为“三论”――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灯论，不争论，少说多做，遇到红灯绕着走，遇到黄灯跑步走，遇到绿灯快步走。他自己则说，“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我们讲了一辈子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主义是很朴实的东西、很朴实的道理。”
正是在这种朴素的现实主义的指导下，邓小平提出了他的治国纲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有着丰富弹性的纲领使得邓有足够的空间在激进改革派、稳健改革派和传统势力之间保持平衡。
为了给他的改革路线奠定干部基础和人才基础，邓小平提出了“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用人方针，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乃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样的口号。
改革一旦展开，就有其自身的逻辑，这一点邓小平本人恐怕也始料未及――“包产到户”是想提高粮食产量，结果是瓦解了整个人民公社制度；“放权让利”是想解决工业品的短缺，最终计划经济却被市场经济所埋葬；发展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是为了解决回城知青的就业，结果是混合所有制取代了单一公有制；对外开放是想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但现在中国已经融入了 WTO 和经济全球化。
事实上，在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没有人能够对二十年后的历史做出预言，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的明智在于：不断地顺应历史，及时推动党和国家的转型。
如同毛泽东不惜一切代价捍卫“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不惜一切代价捍卫他的“一个中心、两个坚持”，为了后一个“坚持”，他在 1989 年同意使用军队；为了前一个坚持，他在 1992 年以 88 岁高龄南巡广东，对“左”派发出最严厉的警告：“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在这次南巡中，邓小平留下了他最后的遗产，那就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和判断工作成败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1990 年代末，在邓小平倡导的改革进行了 20 年之后，中国已经从一个奉行极端意识形态的、由职业革命家治理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奉行温和意识形态的、由工程师治理的国家。中国社会则从一个由干部、工人、农民构成的简单结构，变成了一个由数十个阶层构成的复杂结构。在这一过程中，官僚阶层和知识分子都恢复了曾经的地位，商人阶层则前所未有的改善了自己的处境，工人和农民则变成社会的弱势阶层。与此同时，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的贫富悬殊达到了建国以来的最高峰，而公共权力也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非公共化危险。
但是，无论邓留给后人的问题多么棘手，中国都不可能回到无规则可循的极端状态了。经过邓小平时代，中国已经重新变成了一个正常国家。
毫无疑问，在邓小平留下的诸多问题中，最棘手就是政治体制改革。早在 1986 年，邓就直截了当地断言：“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否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 而在他去世 7 年和诞辰百年之际，这个问题已经显得愈发紧迫，因为不断市场化的生产关系已经越来越难以咬合搭建在计划体制上的上层建筑。
虽然历史没有给邓小平足够的时间来解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但他却为后来者解决这一问题留下了丰富的思路。作为中共第二代领导人的核心，邓小平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明了“一国两制”，这些划时代的创举是对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佳诠释。没有这些创举，中国人就无法摆脱蒙昧状态，中国就打不破种种束缚手脚的条条框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无从谈起。
而这些前无古人的创举的理论依据，正是邓小平在不同时期反复提到的两句话――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1986 年 9 月，在接受美国记者华莱士采访时，邓小平说：“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我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要服从人民的意愿。”
在同时代的共产党人中，也的确没有哪个人比邓小平更好地结合了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我们甚至可以说，邓小平时代中国经济成就的全部秘密，就是邓小平将创造财富的权力还给了人民，而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找到了一套在他那个时代所能找到的最佳办法，从而将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结成一体。
在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作为一名政治家，邓小平已经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如果用邓小平本人是否发挥政治影响力来衡量，邓小平时代在 1994 年就已经结束了。但是，同时涵盖政治与经济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直是中共的执政框架，这是邓小平的政治遗产，也是他的继任者前进的基础。
他的继任者从未停止对这一执政框架内涵的丰富。
2001 年，江泽民在中共建党 70 周年的讲话中提出允许私营企业家入党，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个讲话中详细阐述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正如当时的一个评论所指出的，这个词的某些含义表明，党的领袖对党组织落后于时代的危险存在着一种深刻的直觉。
2002 年 11 月，“中共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写入了党章，半年后，写入了宪法。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要把自己从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变成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政党。而全民党这一概念不仅与政党的传统定义相冲突，在人类历史上也没有成功的先例。如果中共能够开创一种新型政体，这种政体既不同于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又不同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采用的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那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
2003 年 10 月，胡锦涛领导的中共中央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又一次丰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执政框架，也丰富了“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决不仅仅是物质力量崛起，如果不能辅之以相应的文化力量，单纯的物质力量终将难以持续。
而一个成功的、有跨国界吸引力的政治制度，正是一个国家文化力量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此文系作者独家提供搜狐财经稿件，请勿转载。作者单位：《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