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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浙江商业银行在杭州正式挂牌成立。因为15个股东中有13个是民营企业——它们占去了全部股权的85.71％，因此这家新成立的银行被迅速贴上“民营银行”的标签，并被视作民营资本的一次胜利和中国银行业加快改革的一个信号。
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民营银行力量的增加，将有助于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引入更多的市场化力量，促进中国的银行向真正的商业银行转变。
但是，至少有两点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第一，浙江商业银行董事长和行长的官方背景，董事长此前为浙江省政府秘书长、行长此前为人民银行杭州分行行长；第二，浙江商业银行组建过程中的政府主导，“从股东名单确认到股权分配直到董事长、行长的人选，握有超过85％股权的股东企业很少有发言权”。（8月9日《经济观察报》20版）
拥有85％强股权的股东对重大人事安排少有发言权，这使人不得不担心浙江商业银行会徒有民营银行之名，而无民营银行之实。1996年民生银行成立时曾被寄予厚望，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家银行在管理模式、客户结构和服务手段上和国有银行并无二致。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监管层向来掌控甚严，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达成默契，采用“官督民办”的方式，为当地的民营企业提供隐性的政府担保，从而换得监管层的批准；第二，地方政府的“银行情结”依然在起作用。
这两种可能性都不能令人乐观。股份制是为现代企业所广泛采用的一种组织制度，它的突出优点就在于权责明确，地方政府提供的隐性担保则从根本上破坏了这种游戏规则：既然股东对董事长和行长这样的重要职位都没有发言权，那你能期望他在经营出现风险时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埋单吗？
至于后一种可能性就更难言祸福了。自去年以来，在各类报章媒体上，频频曝出地方办银行的新闻。比如天津要办渤海银行，东北要办东北振兴银行，山东、安徽、江苏要办淮海银行，重庆要办一个能辐射西南地区的新银行。有趣的是，这些拟议中的银行都强调要吸纳民资和外资，都由当地地方政府在牵头组织。地方政府发展金融业的动机无可厚非，问题是当地当下是否已经具备了发展金融业的原生土壤和自发的市场力量？我们必须警惕拔苗助长的倾向，更必须警惕那些与金融改革大方向相背的苗头。十年来金融改革的所有努力，就是建立一个银政分离、商业银行独立审慎经营的市场体系。如果新成立的区域性银行重蹈银政不分的覆辙，成为地方政府第二财政，那么已经交过的学费就要重交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