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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工商局“百县万企”专题调查课题组一份题为《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调研报告使浙江的民营企业外迁现象再度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份报告显示，目前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仅指企业迁出省外，不含全省范围内的企业迁移和个人在省外经商创业），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共有4207家企业在省外投资，其中投资设立生产型企业1675家，投资设立营销机构1964家。全省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亿元，上缴税收25.1亿元，分别占全省个私经济总产值的6.1％和税收总额的12.8％。
抽样调查显示，外迁企业中，在浙公司（或原在浙公司）注册资本5000万元以下的中小企业有1477家，占89.5％。
外迁的高潮发生在2000年以后，据对迁入上海市的210家企业抽样调查，最近两三年迁入的企业就占了60％以上。另据永康市有关部门统计，1999年该市共有58家企业外迁外投，到去年底增加到600余家，外迁企业连年翻番。
有人感慨：浙江的民营企业不仅是孔雀东南飞，连麻雀也东南飞了。
商务成本太高逼走企业
“企业会用脚对环境进行投票。环境不好了，企业会拔腿就走。”在8月26日的杭州市工业兴市大会上，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王国平这样说。
浙江省工商局的调研显示，部分民营企业“用脚投票”的主要原因是商务成本太高。主要表现在地价昂贵、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劳动力成本高三个方面。 其中，土地是企业运营的最大宗商务成本，也是调研中反映最激烈的问题。
抽样调查显示，40.5％的企业认为浙江省企业用地价格过高，58.7％的企业认为难以得到用地指标。在温州市工业园，其工业用地价格已达40万元／亩，市区的商业用地曾拍卖出1120万元／亩的高价。在地价方面，上海、江苏占有明显优势，上海市青浦区的土地出让价格每亩仅2万元，浦东、昆山工业用地的价格均在8万元／亩。江西省的有些县，投资达到1000万元以上的土地可以免费。
近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浙江省乐清市采访时，乐清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主任陈华禄告诉记者，截止到今年7月底，报名要求落户开发区新区的企业达680家，用地规模达到3.2万亩，但是新区已经批准的用地面积只有6000余亩，用地矛盾非常突出。
“大量民营企业生产用地无门，不得不望而止步，另辟新径。这是造成大量企业外迁的直接原因。”《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这样描述。
苏州市尼泊林木业有限公司是湖州市南浔区一家整体外迁江苏省吴江市的企业。该企业在南浔为征地花费了4个多月的时间，却一直未果。而外迁到毗邻的吴江市之后，当地政府指派专人为其代办建设用地的相关手续。
民建杭州市委会常务副主委毛伟志对记者说：民建在对一些外迁企业进行调研时有一个感受，就是很多中小企业对生存环境非常敏感，反应也十分迅速，一旦本地的环境不适合其生存，则很快会转向其他地方。
空间拥挤：
小企业成了“快淹死的鱼”
区域块状经济是浙江经济的一大特色和优势，也是该省经济的活力所在。小五金、小百货、领带、童装、打火机……在浙江仅有的1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诞生了数以万计的“浙江制造”的产品。但是浙江块状经济行业过度拥挤、无序竞争激烈的矛盾也日益凸现。
一家外迁企业的老板对浙江省工商局课题组成员表示：“企业的生长空间如同一只金鱼缸，鱼多氧气则少，金鱼的存活率就低。浙江省个私民营企业行业发展渐趋饱和，同一片天空，同一个行业，企业数量越来越多，生存难度日益增强。行业竞争过于激烈，行业生长空间拥挤，是不少企业外迁的重要因素。”
据温州市有关方面统计，目前该市从事皮革行业的企业达4000多家，有一定生产规模的超过1000家，也显得非常拥挤。著名的皮革生产企业——红蜻蜓集团，目前已经在上海投资从事商务贸易行业，着手介入大型超市，其转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行业过度拥挤。
据对湖州市织里镇童装行业的调查，近年来，由于同行业经营户多、产品换代快，使童装行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有的小规模企业不得不退出市场竞争；有的企业因产品积压严重，无法正常运转而改行。据统计，今年上半年以来，该镇从事童装制造加工的个体工商户已注销了300多户。去年下半年至今，该镇共有20多家童装企业办理了注销手续，湖州织里衡通达制衣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纷纷改行向面料沙洗、餐饮业发展。
名誉县长的诱惑
曾担任温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马津龙教授被称为温州民营经济的“守护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企业外迁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企业虽然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但是由于温州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实在太多了，他们很难在本地“出人头地”，但是一旦到外地投资，则往往被奉为上宾，一些老板还在当地被授予“名誉市长”、“名誉县长”等头衔。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从去年以来，山东省平原县已经先后聘请了威力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勇水和惠特鞋业公司董事长项进康等四位温州民营企业老板担任该县的“名誉县长”。
浙江省工商局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做儿子不如做女婿”，“做存量不如当增量”。
许多迁入江苏的企业说，浙江企业在浙江本土，当然是个儿子，一旦到了江苏，人家就当成上门女婿，宝贝得很，“做儿子一辈子”不如“做女婿一阵子”。许多不起眼的浙江企业家在当地默默无闻，迁到江苏后都受到礼遇，当地领导还经常与企业联系，听取意见，征询发展要求，使迁入的企业产生“主人翁”之感。
浙江的民营企业在本省，自然属于经济“存量”，其政治待遇、社会地位、政策享受与其他所有企业一样，没有任何优先的特殊待遇。而迁到省外以后，就成为当地经济的“增量”。这些企业迁入后，直接受益的是当地财政收入，因而当地政府十分重视，无论是税收减免、土地征用、银行贷款、政治生活待遇，甚至子女入学都能享受“贵宾”待遇。同样的企业，在本省和外省得到的待遇有天壤之别。
许多外迁企业的老板都直言不讳地说：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宁做增量不当存量。我们同样地纳税，同样地贡献国家，在江苏、上海明显感觉居于优势。企业不但能拥有更多的优惠政策，而且花同样的钱能够获得更加快速的发展，何乐而不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