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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的生存环境与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
近来兴起的以保护国有资产名义妖魔化中国企业家群体的舆论，对社会的整体进步未必有利
中国企业家面临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
论坛的主题是“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在座的企业家，你们把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做起来的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是做企业非常不容易、非常累。这个累，并不一定是由于你的能力不支持你管理一个企业，并不是由于企业内部管理的问题耗费了你很多的时间，而是你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是一个变化无常、有时候甚至是非常不友好的一个环境。我将所有涉及到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环境归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商业环境，第二类是政治环境，第三类是舆论环境。
二十多年以来商业环境有比原来变得更好的一面，但是竞争也越来越激烈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在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就被抛向了一个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所以我有一个从冯仑那里借来的比喻，就是中国企业家就像本来在黑夜里走路光着身子没事，但是这时突然有人将灯打开了，这时是多么无奈，多么尴尬，这就是中国企业面临的商业环境。这并不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问题，我今天主要讲的问题，一个是政治环境，一个是舆论环境。
政治环境这二十年以来可以肯定地说变得越来越好了，“三个代表”提出之后，我想企业家变得理直气壮了。
还有一个是舆论环境，大家不要轻视企业经营的舆论环境。我认为现在中国企业家面临的舆论环境是1992年以来最不好的，在去年以及更早一些时候，有人就提出了企业家的原罪问题，最近在社会上、舆论界又兴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个中国企业家队伍的言论。很多人将民营企业的发展看作是民营企业家盗窃国有资产的过程。还有一部分言论甚至认为倒过去十年涉及到中国企业产权制度的改革全部错了。我不想为任何单个的企业家辩护，企业家群体里面肯定有坏人、坏蛋，这不奇怪，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要从整体上判断中国企业家队伍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当中的地位、贡献。我要特别指出的是，现在这样的舆论环境，是由学者与大众媒体结合在一起(营造)的，这些教授打着学术自由、保护国有资产、保护中小股东权益的旗号，在不遗余力地否定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否定我们的企业家队伍，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
国退民进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我们更应该关心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是一个网络时代，是一个少数人的意见被认为是多数人意见的时代，是一个很多人可以说话但是又可以不负责任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舆论对中国企业生存发展的危害性。第一，在信息不对称的世界里，谣言不知道来自何方，只要相信的人越来越多，这个谣言就会变成事实。第二，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就是在我们国家，社会舆论容易变成一种政治的压力。所以为什么中国很多民营企业家，一有点钱之后，就想办法将老婆和儿子送到国外，想办法弄一个国外的护照、绿卡，不是他们不爱我们的国家，而是因为面临的政治环境有太多不确定性。有人说“只要你干得好，你就一定安全”，我对此打一个问号。山西最大的民营企业海鑫集团，它的董事长为他的工人、他的家乡、整个社会创造财富，但仅因为个人的私愤被别人杀了。事发前任何人都可以直接见到他，因为他觉得自己做的都是善事，没有人会害他，但是他想错了。所以我们不要低估舆论对企业生存带来的影响。
民进国退是私人企业家或者国有企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勾结起来侵吞国家财富吗？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特别是民进国退的过程，是瓜分国家财产还是创造财富的过程？我们应该看到，这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现在很多人还是抱着这样的推理-任何交易，只要买的人赚钱了，卖的人一定吃亏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如果私人赚钱了，那么国家一定是吃亏的。实际上，交易是双赢的过程，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交易肯定不会发生，但是这样的理论常常被人忘记了。
我们的国家、社会应该感谢民营企业，我们的政府也应该感谢民营企业家，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就业机会，如果没有民营企业家创造的税收和其他财富，社会不会这么稳定。你可以看到，哪一个地方的政府威信最高、政府最轻松，就是私人企业发展最好的地方。私人企业越不发达的地方，政府头疼的事越多。
我不否认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流失，但是我强调的是，这个总体过程是创造财富的过程而不是瓜分财富的过程。
我几年前说过，经理人好比一个家庭的保姆，但是我们发现如果有保姆在糟蹋这个家的时候，我首先要问主人去哪里了，为什么让保姆将家糟蹋成这样？没有好的老板不会有优秀的员工，没有好的主人也不会有好的保姆。如果说中国企业家缺乏信托责任，恰恰是没有人愿意给企业家定价，当然也就不会有企业家的供给了。只有通过所有制的改革，让那些私人股东、私人所有者来给企业家定价，中国才会形成真正的企业家市场，才会有真正的经理人的信托责任。
尽管可能存在着国有资产的流失情况，但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政府侵害私人的产权，侵吞私有财产。我算了一笔账，我们有二千万个私人企业主，如果按照四分之一算的话，戴红帽子的有五百万个，保守算一下，如果一个企业有一百万资产，将20%的资产留给政府，那就是一万亿资产。很多国有企业在在困难的时候寻求私人企业的支持，但是私人企业一旦投入之后，企业搞好之后，国家又将你赶出去了，任何补偿没有。这些私人企业家的财产损失又算什么呢？也应该算是流失吧。现在不是大家真的害怕国有资产流失，而是政府官员害怕个人承担责任，这实际上在拖延着国有资产的改革，结果使国有资产缩水越来越大。所谓的国有资产大流失的观点，只会让国有资产流失得越来越严重。本来一些值钱的企业可以卖，但是不敢卖，结果变得不值钱了-这是改革的目的吗？
是自己生一个孩子，还是收养一个孩子？我的建议是，从个人角度，应该自己生一个，长大了不会发生感情纠葛问题，但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收养一个孤儿可以为社会减轻一些困难。同样，如果以个人利益来说，我劝民营企业家还是离国有企业越远越好，否则最后你可能被说成侵吞国有资产。但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还是应该救救国有企业。在这个中间要寻求一个平衡。很多国有企业实际上类似于糖衣炮弹，看起来好，诱惑很大，但是吃进去之后可能会爆炸。这几年来我一直强调这样的观点，民营企业家收购国有企业一定要慎重又慎重。
最难的不是骂企业家，而是不敢对舆论对大众保持独立性
回过头来说，经济学家应怎样看这些问题？是看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你多我少，还是看社会财富的创造过程？我们是希望这个社会好，还是希望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糟糕？
我们知道要使一个社会所有的人变得一样贫困很容易，我们过去好几十年都是这样，但是如果要使所有的人都变得一样富有，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只能使社会每个人过得越来越好，而一定要容忍中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有的人比另一些人过得更好。我认为所有的事都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第一个角度，这个事对社会有没有价值，第二个角度，这件事对你个人有没有利益。这样就有四种组合，一种是你干的事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没有利益，一种是对社会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第三种是对社会没有价值对自己有利益，最后一种是对社会没有利益对自己没有价值。第一种是圣人贤能，第二种是君子，第三种是坏人、小人，第四类是傻子。我们的企业家做的主要是第二类事，在为个人谋取利益的同时也为社会做出贡献。企业家不能干第三类事，可以适当做第一类事，但是也不能做太多，如果做得太多，你对社会的贡献是会下降的。
回过头来再看一下经济学家的社会责任。利益，其实不仅仅是物质利益，而且还包括你的名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名的重视会越来越高；对名声的重视，就可以使人做出比较规范的事，这是社会很重要的约束。我要特别强调的是，学者的独立性，不仅仅是独立于政府的意识形态，也包括你独立于社会大众或者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情绪。多数人的意见不一定代表多数人利益的，邓小平主导的改革一开始的时候，很多人不理解甚至反对，但是邓小平是对的。现在对一个问题的看法也不能用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说网民的支持率高就是对的，这其实是不对的。其实现在在这个社会最难的不是骂企业家或者政府，最难的是不敢对舆论对大众保持独立性，后者这才是一个学者真正应该有的独立性。事实上，中国社会现在最不需要勇气的就是骂企业家了，因为企业家一般不敢还口。但是非常遗憾，现在谁敢骂企业家，舆论就认为这个人就是独立的、有良知的，如果不敢骂就认为这个人一定拿了企业家的好处。
我也说了，一个人为了追求名声所干的事，不一定比别人追求利益干的事更高尚。在国外有人为了出名刺杀总统，在香港有明星为了出名当场脱裤子，为了出名人可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一些学者哗众取宠，为的是什么？就是最大化他的知名度，而不是为社会做贡献。不是像我刚才说的，在你提高知名度的同时，也使社会从你的舆论中得到价值。对于这样的行为，我想舆论界一定要重视，学者在发表一个观点的时候一定要严谨、谨慎。 一个人的名气越大，说话一定要谨慎。学者也要尽量说话谨慎，不能信口开河，因为这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太大了。
我还要特别强调，学者也不能以学术自由的名义去诬陷诋毁别人，对别人不负责任地说话，这是不对的-当然是否诬陷需要法庭来判定。还要强调，我们不少媒体应该反思一下，你们不要动辄就说某些人有社会良知，另外一部分人没有社会良知，这只会阻碍学术的争论，学者之间的争论应该内部解决。
舆论的恶果：宁卖外人，毋卖私企
今天下午有一个题目，就是“谁将主导中国经济”，也就是说中国企业，民营企业也好、国有企业也好，有没有肯定在未来的发展中，比外国企业做得好，或者中国的经济命脉、主要产业能够被我们领导，这中间有很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国家法制、你们个人的努力，当然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舆论环境，如果我们这个社会、我们的媒体，在不断妖魔化中国的企业家，我想外国企业主导中国经济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地增加。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一些中国企业本来很有希望做大做强，但是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在政治环境不确定的情况下，宁可将这个企业卖给外国人，自己拿一部分钱更安全。包括国有资产的剥离，现在四大银行剥离国有资产都卖给外国企业了，不是外国企业出价高，而是因为有人担心卖过中国私人企业会被人说受私人企业贿赂了，所以宁可卖给出价低的外国企业。
当然我讲环境问题，并不意味中国企业家自身没有问题，我希望中国的企业做得越来越规范，企业家们都能好自为之。
(本文为作者8月28日在“中国企业家经济高峰论坛”上的演讲。本刊根据现场录音整理，有删节，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