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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综合开发研究院和深圳商报主办的第四届“全球脑库论坛”，将于2004年9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召开。以“活力中国与全球区域经济整合”为主题，大会将对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透视和展望，对加入WTO后中国在全球区域经济整合中应扮演的角色和作用进行研判，探讨东亚经济圈在全球化浪潮下的未来走势。搜狐财经独家直播本次活动。
会议主题：脑库圆桌会——“政府转型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主持人（林凌）：我们现在圆桌会议开始，我们这个圆桌会议今天由我来主持之，因为李罗力先生有其他的事情。我们第一节这个题目是“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是什么？”主要议题是——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走向，中国十一·五规划重点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是什么？我们这一节主要讨论这样一些问题。发言的有几位嘉宾：有珍妮·玛丽丝女士；有马家敏女士；有史蒂芬·科恩有迟福林先生；有我们圆桌会议希望能有更多的参会者发言，所以每位讲者限定15分钟，希望不要超过。他们发言完了以后，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尽情地讲自己的看法。时间也应该把握，使更多的人能够发言。
第一位讲者是珍妮·玛丽丝女士，她是泰实投资咨询公司的创建人和总裁。现在请珍妮·玛丽丝女士演讲。
珍妮·玛丽丝女士：女士们、先生们、能够来跟你们的说话我感觉很荣幸。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会议，假如我要讲的超时的话请告诉我。我被要求开始说话谈一谈这个“公民社会”的问题，我不知道多少人熟悉这个公民社会组织，我也不知道，多少人考虑过他们的作用。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我想你们有些人是非常熟悉的，有些人考虑很多了。
我想开始说的话，就想引用一个众人皆知的话，至少他说明公民社会的特点，这是皮特是个很有名的人在国际贸易组织在商界也很有名。他对于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非正式政府所起的作用对政治和经济方面。他说如今可以考虑全球的思维和行动的组织，他对于二十一世纪能够实现最重要对话的是多国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但是，“公民社会”这个组织，NGO是其中的一部分，它有很多的特点，私人是非盈利的，他们几种要改善，特殊人均当中的或者是野生动物之类的，但是他们不在一同的法律水平上实行，NGO的特殊作用是跟那个逆境更争议的问题对那些有争议的政策问题，所以我想开始说，我们应该说，NGO不是唯一的公民社会的组织，还有很多其他的组织。（放幻灯）像刚果今天早上刚政府组织的NGO它有很多争议，为什么能够有倾向于政府的组织，这个意思就是，这些组织跟政府有很强的联系。但是他们也在公民社会里面能够很有效率。对资源、对政策、还有对政府的影响方面都是如此。除了NGO以外还有商业协会，常常是在公民社会里面被忽视，但在发展中国家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在普及知识而且能够建立这个当代社会里建立信任，另外基层公民社会的组织这些组织很小，他们可能不一定采取NGO的形势，可能组织并不完善，它们可能很不正式，最后也不是作用最小的，今天我们包括我就叫脑库学术性的组织，他们任务是要去研究各种挑战。我认为这是公民社会里今天社会、世界上非常重要的组织。所以我们要想一想从总体来说为什么在公民社会里这些组织非常重要？我想先开始说一下全球（KBL），你们是不是我的同志，是我同事在前几年说是三层的底层线，那个应该看它的影响，不只是在经济方面的金融方面的影响，也看到社会的影响，还有环境方面的影响。我们为什么谈到那个四层的低层。是因为我们认为有一个层次给忽略了，假如你从广阔的眼界来看，那就是人，而不是每个人都在一个社会里生活跟工作是一种积极性一种社会学的意识上，我们从这个幻灯片上看，我们会说这些人是边缘化的。我想每个人都很愿意能够分发这些。可非恩娜说及对贫困边缘化对全球性的关注已经开始达到很严重的程度，然后巴西的总统在国际上采取很强烈的立场，不仅对这个需求还是对回应的架构。他有几个不的领域其中三个是特别那个对公民社会的组织有关的，第一个我想引起你们的注意这是经验方面的分散化。他就是说，落后是一般非常地方性的问题，我在这里提出的照片也是相对那个农村在左边是很多城市的，还有其他的城市。
还也一个小说家他就说，他对这些问题有很强烈的观点。他跟那个NGO在印度，我想他说，经济发展最终是地方性的，应该要找寻解决办法。不仅是全球，而且在地方上也要寻找解决方法。
第二领域是关于影响的分散化，我们这是对照就是说，相对世界上相对少的人。而现在就相对复杂了，比较复杂得多。因为技术对于资源、通讯、还有旅游使得这个环境就复杂得多，有很多事情同时发生在许多地方。
第三个领域，最后我向引起大家注意的是就是经验的分散和技术，是强调个人强调社区，个人他有责任也有权益，我觉得这是个人作为革新的最重要的源泉，他要求推动可持续发展，在这个高度竞争环境当中。马克最近写了一本书，她说个人授权和个人表现是企业革新的重要表现，因此经济发展的重要特点。
我也在这里引用了不仅是照片也有一个评论，是尤尼森教授说的，好像他这个是第一个项目，有很多唯心产品他是在发展中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表现就是说，个人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作用。他说，他能够开发他很大的潜力。在三个领域上，全球的政策全政策注意力已经转移到个人。第一是说，个人能够进行革新，和行使责任要建立这么一个架构怎么样有很多的方面，关于个人的目标和很多方面，包括资金、人才各方面。另外哪一类的组织可以把个人集体的发挥集体的工作最大限度发挥它的能力，满足人们的需要。因为他们是NGO是独立性的，有许多公民社会的各种组织，有很多方法可以使得他们有效，特别是那种类型的组织，取决于监控的架构，也取决于经济和政治的架构。那中国是位于什么地方？我想中国那个市底线是面临世界的萎缩营，是突出经济社会人跟自然。我想大家都很熟悉经济方面的，但是地区上的极端不平衡和人民当中经济上的极端的不平衡。然后基因各方面的种类减少了很多很多。
在社会方面，我们是老年化的，中国有世界上最年轻到2020年将会成为老龄化社会。12％的人口将老龄，到2030年和2050年会下降。这个和印度形成很明显的对照，印度将成为世界上最年轻的人口。
在这环境中，12％的污染成城市在中国，中国正在忍受迅速发展的后果，还有很多有毒气体的释放，还有很多很多，中国还有很多社会跟人类问题要面对。一个是健康的需要，有四百万肺结核患者，还有很的艾滋病患者。但是中国所面临的这个病人是更重要，还有更多等等。还一个很感兴趣的问题是，就是在中国发生的某些变化，巴西会成为最大的一个经济体，他们会很大，而且他们那个人均GDP很低，这个架构跟其他那个县级世界上运作的架构很不相同。另外还有很重要的问题要解决。跟其他发达国家经济体绝不相通，我们发了一些领导人的照片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我想指出，中国在面临挑战方面并不是仅有的。但是还有一方面，就是在经济方面的成就，因为过去二十年世界都在观察到中国好像完成不了的事，在过去十八年在政策方面的转移，从经济发展到社会平衡，这使很多人都注意到这个问题，我引用了胡锦涛、温家宝的说法。但是你们不太熟悉的是，他们说的话在全世界都在进行研究。假如大家都认为假如他能够重复经济上的成就的话，那中国可以完成很了不起的事情。当然对中国来说，这个挑战是要有远见的。十八个月来有四个很重要的因素，一个是持续的经济发展，地区区域性的平衡，然后那个社会公正，应该依靠执着的个人，有很强强烈的责任感，对社会来说是关键的。
你们可以看到那个幻灯片。我引用不同公民社会的这个组织。我只想提供那个例子在中国，有些你们可以在传媒上看到，就是对于各种组织来说。我想已经到了十五分钟。谢谢大家！我想这是成功的会议，我期待地我讲话以后进行对话。
主持人：大家听到珍妮·玛丽丝女士的发言就会知道她对中国的情况是非常的了解。对中国存在的问题也非常的了解。特别是她最后讲到如果我们社会领域和其他领域，能够像经济那样取得那么大成就。那中国就很了不起。她特别讲到公民社会非政府组织这对我们中国来讲是一个很薄弱的环节。我们应该学习她介绍的世界经验，谢谢珍妮·玛丽丝女士。
下一位发言是马加敏女士，下面我介绍一下她。马加敏女士，她是世界经济论坛亚洲区域的经理，主管中国的问题。
马加敏女士：刚才我们都了五种NGO的类似，包括一些商业协调和与政府有联系的NGO，那么接下来，我会花点时间，来讲一下宏观方面中国经济的一些表现。
还有怎么中国的经济怎么样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怎样保持高速的发展。实际上，可持续的发展这种话题是政府目前关注的焦点之一。正像总理跟我们的国家主席都多次谈到的。在最近的五年计划中恩，我们的政府花了很多时间来关注可持续发展，而不是单纯把精力放在经济的增长上面，哪这就是我们今天演讲的一个背景。我会一讲，一些组织和政府的转变。那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听到了中国的能源问题，在最近都有很大的增长。
在过去的两年之中，最近能源资源的增长是非常的剧烈的。有中国的GDP只是增长了9％，但是能源的增长却增长了20％—25％。那么，在世界范围内的增长是更加剧烈中变化，表明中国对能源的消费是越来越多，而且占据了在世界上核大的份额，这是因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大，更使中国的消费越来越快。接下来，我们看中国政府怎样对能源问题采取措施。中国的许多城市有大力的人口聚集，中国的空气质量是有很大的问题。在很多大城市的空气治理都非常差，特别是香港和广州等城市，接下来，我会讲中国怎样在接下来的五年间，解决它的能源问题，在能源与消费之间的经济增长的关系。这对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的75％的能源消耗是由煤来提供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煤的消耗会带来很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比如有一些积极的方面，比如核能源的利用，核是一种非常清洁的能源。它不会带来环境的污染，但是我们同时还可以利用一些天然气、风能和太阳能等能源。这些都是比较干净的能源。那么，这种转变也反映了中国，中国可能会碰到问题。因为在能消费等方面，因此，过去中国追求的份额、追求经济的高增长。这又是说政府对能源花了很多钱使得他能够保持很多好质量，另外能够得到比较合适的回报。除此之外，更多的钱和更多的注意力已经放在上面，这实际上一个双赢的局面。如果能够改进的话，这个能源的结构将可以改进，另外，国有企业的转变，还有对生命质量的好处。
第二个，组织大家都谈了很多关于城市，人口从40％增长至50％，也就是说，在今后10—15年中，会有几亿人口到城市里，假如你组织得好的话，他们在运输，或者是在经济生产的集中、或者是在人的集中，所有这些问题。政府在今后要面对的问题，对经济是好的，因此，城市化就是说是可以各个部门之间，它的产品是可以跨越。另外，经济是规模化、社会服务上也是规模化。但是也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要求政府有能力对付增长的问题，另一方面，要集中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政府怎么样解决商业人口的问题，比如说，运输、假如你去上海、北京等这些大城市，还有在深圳，每天的交通管理，实在是不平衡。还有私人车辆不合比例的增长，假如你不能够很好处理的话，要对这个公共性的交通要给予优惠，而不是给社会精英给予“特权”。
我刚才指出，这是亚洲的经验。实际上中国要成为一个领导人在解决环境问题上，曼谷花了20年的时间，关于高架桥，七年以后建设了地铁。这就是说浪费了20年时间。希望中国不要花这么长时间，还有对能源的利用等领域，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的领导人”，这是双赢。
第三，我想重点谈的就是，中国可以取得大成就是从外资推动的经济，转向到主要是国内驱动的经济。尽管这些国内的企业最早是由外资企业而来，所以，就是说外资这个投资他们在工厂、在企业、在加工方面都进行投资，这些都不错，使得他们起了一个媒介作用。过类的企业但政府投资的话，政府投资很多是资本建设、不动产、基础设施、城市支架，这实际上是比较短期的办法。按照说，不动产消费更多从长远来说是带有风险的，但是能够支持你的发展，现在外国的很多经济结构和生产长期的经济发展都是由外资来进行，所以外国人应该是比较多的转到政府和私人企业手里，按照FDA来说，应该加强的能力，对全球市场有兴趣，另外，应该做国内也应该加强他们的能力在各个不同的部门，假如是他们有现款，假如公司有钱扩张，最好不要拿最快、最容易的办法。比如说建设或者是供应链方面，他很快，又很实际，但是企业假如要扩大。应该是说，是不是能够把这些力量能够转移到其他的产品或者转移到其他的市场，
最后我想说，外资区的经济，因为他是工业化，他可以把国际上的转移知识转到中国使得中国可以利用，但是中国的企业应该从这个优秀的外资当中学习，建立自己的公司这就包括，公司的社会能力、还有人类的因素、社会的因素。这里要牵涉这两个方面，实际上在长期来说，会形成中国的发展，希望中国在公司部门，在政府立法上面都会表现不错，这种可持续发展可以迈开更大的步伐，应该是对中国和世界来说都是双赢的局面。
主持人：谢谢马女士，她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一是中国的能源问题，不仅是讲的能源生产，而且联系到环境和城市化来讲，中国确实是我们主要的能源没有是煤炭。石油有时是从国外进口，现在我们中央政府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在未来20年中，把我们核电的产量从1.7增加到2.4％。在20年之内，我们要把核能增加4000万千瓦。这是非常大的转变，我在20年过程中，我们的能源的条件会有一些改善，但也不能寄希望过高，
第二，讲我们的外资和内资问题，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大家利用外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提醒我们应该在利用外资中，学习外资经验把我们国内的资本大力发展起来。她的意见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谢谢！
下面是一位是史蒂芬·科恩先生，他是美国柏克莱圆桌会议的副会长。
史蒂芬·科恩：记得非常刚才两位非常出色的演讲者之后，我要想集中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可持续发展对中国带来的挑战，还有一些负面方面的影响。那么，比如说，在中国的城市发展的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能源。像刚才马加敏女士提到的那样，中国会遇到非常严峻的考验。如果不解决问题中国在他的发展过程中会失败的，还有我非常关注，觉得非常乐观的一个方面就是说，那么在当我们提到中国持续发展的一个动力的话，全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中国有什么动力在保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我想答案非常简单，我们谈论是未来。那么什么动力会驱使中国发展。那就是中国的发展势头，就是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这种势头，中国还有中国的自我增长的联系的过程。那么这只是在发展中动力，只是这个动力就可以挑战中国的持续发展，那么在过去，十五或者二十年终中国取得令世人注目的成绩这个成绩令人非常的差异，很多外国的资本外国的公司都来到中国，中国还也许可以利用这些外资，企业的资本和他们的经验来发展自己的经济。我的脑袋中显现的就是美国，我们可以把中国二十年的发展和美国二十年的发展作一个比较，有许多中国的海外华人回到中国在技术上带来一些支持，像水库一样的技术的储备，那么这种技术储备需要怎么样去组织和学习国外生产的模式？怎么样来向世界市场来销售我们的产品，那么这些都是需要中国，中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学习。比如许多国家并没有在学习这个经验，另外有关系到钱的问题，这并不是决定性的因素。那么这个中国发展的过程正在持续之中而且中国的发展迹象发展得越来越快。特别是国外直接投资。那么还有一些从外国留学生，和海归派。他们带来他们在国外累计的各种知识回到中国。那么把知识用在生产方面这都是使中国的经济在未来的发展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我们每个跨国大冻死在中国开展业务。而且他们正在中国开拓新的领域，比如说，医疗业、金融业，他们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支持，在中国的发展是非常快，他们在中国也累计大量技术上的知识积累。专用知识的应用会对中国发展有很大的作用，那么这种联系这种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会帮助使中国在未来占有很有利的地位，在美国一些股票者，我并不是很确定，那个公司是属于那个国家。有一些来自中国的投资者甚至买了美国公司的股份，那么这些公司我很难确定他是那个国籍，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会买他们的股票，但不会影响他们的发展。这是我们所说的中国与世界联系的一个侧面，那么中国在接下来，所需要做的就说，必须把它的生产资源进行更好地配置。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那么在生产方面，有一些核心的部分配置也需要中国去考虑的。而我们知道中国以前生产的产品都是一些低端的。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不应该只是成为这些低端产品的生产地，把生产结构向高端产品延伸，比如在设计方面、在物流方面、在测试方面都可以有更好地发展。那么来改变它的产业结构。那么我觉得中国在这些方面，可能是会受到下面这两种因素的驱动，一种是供应基地间的的联系，已经被联系起来这套供应链那么就是市场，中国的广阔还有迅速发展的市场。
那么中国在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你怎么保持经济持续发展？中国应该怎么样去改变中国原有的传统形象？中国经济之前给人的形象是生产比较低端的产品。中国要试图改变这种形象我们知道在美国社会有固定的形象比如说那个大学是属于哪一个档次，这只是给人的一些印象，但是这些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世界当前世界经济是有一种紧密性来驱动的。就是我所的联系性，那么对于世界各国来讲都非常重要，对于者生产来说更是如此，我想说的是这个生产方面，生产方面的一些联系。那么并不能改变你的生产，你不能作出一些创新，那么你就不能够进步。你不能设计出一些你能够生产或者你不能够生产的东西出来。那么当中国具有了这样的一个储备，也就是说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之后，中国变得在中国又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来迈出下一步。对于中国来说，看起来好像是自动的、很容易但其实不是。所以这个任务，对决策者制定政策时要注意。
另外我们对传统的看法、实验室及科学我们要花很长时间要花很多钱。它取决于很重要的是第一代，它们经常是从另外一个地方来，譬如说加州技术的伟大成就，部分是因为希特勒把那些优秀的科学家，加入你看看那些科学家他们上中学不是在加州，第一代人应该是来自创造；第二代的是然后建立机构。这些机构之一，一半是失败。在基因科学上和是在市场营销方面是很典型的。除了几个很典型的例子之外。一般的是，科学的发明并不能够很直接的他制造出来的领域有利。全世界一天之内，就知道这个伟大的成就，大家一下子就知道了，所以不光是好、坏的。看到中国进入了这个地方，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可以使得经济更强壮，我有充分的理由会中国会走到这条路上来。谢谢！
主持人：谢谢史蒂芬·科恩先生的演讲。他的特别提到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我们如何继续保持势头他提出非常重要的建议。就是要改变我们中国生产极端产品的一种形象向高端产品发展，要调整我们的结构，他特别举例，有的时候是好大学是品牌大学，但品牌大学并不是不会改变的，我们中国的形象从低端产品到高端产品的形象也是会改变的。他说中国的科学技术发展是很有前途的。
主持人：下面我们请迟福林先生讲演。迟福林先生是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他还是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请迟先生演讲。
迟福林：我想就“政府转型和中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这样一个题目和大家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过去20多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推动、政府主导。但是从最近的两、三年情况看，我们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去年的“SARS危机”暴露出或者是比较充分地暴露出，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失衡的一个突出的，或者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现状。由此，我们看到，我们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矛盾、社会利益关系、社会冲突等因素也在随之增长。社会的全面失衡，已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一个威胁性的因素。因此，从去年的“SARS危机”中，我们提出“从重经济发展、轻社会发展，向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变”，“从效率优先、结构公平向效率、公平并重方面转变”，“从严重的城乡二元制度结构逐步向城乡一元制度的结构转变”。
今年年初开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宏观调控，也比较或者是逐步地使我们看到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同中国的经济的开放、同经济转轨的进程逐步形成一些严重或者突出的矛盾问题。那么，我们今天讨论下一步“十一·五”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何在？
在我看来由于多种因素的推动，未来10到20年，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是一个不容怀疑问题，但是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或者从现实的情况看，经济增长的基础和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因素。我们能够在一定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下相对稳定的政府环境、相对周边环境下中国经济的8％左右，15％－20％的增长是没有问题的。其中我就“SARS危机”，就“政府转型和下一步的协调发展”提出三个问题，希望大家一起讨论。
在我看来，政府的转型对下一步我国的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是最具关键性的因素，这一个大问题，我们是继续推进一个或者实行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还是我们来加快建设一个公共服务型政府？大家知道，中国从文化大革命这个背景下走过来，在相对一段时期，政府充当了不在生产建设的主体，而是充当了投资包括经济建设的主体。比如说，我们的财政从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80％左右投资与基础设施和竞争性领域。
那么现在我们至少在中央财政上，我们至少有40％是投资于地方性的，地方公共“支柱”中，至少有一半左右是直接投资与各类经济领域。经济建设型政府的形成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进程中有一定的客观性，并且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到了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政府模式对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形成了许多负面的作用。比如拿这次宏观调控来说，我可以讲一个数字。
第一讲投资，我们讲以投资过快增长，那么，2004年一至五月份在全部的投资总量中，政府和国有投资占到了60％，而民间投资一至五月份，只有40％。第二，比如说我们这个土地的批租，这是我们整个经济过程中一个相当中国的一切问题，但是到目前为止，由政府行政批租的土地，占到全部批租的土地的70％以上，比如说，信贷也是宏观调控的重要特点，我们信贷的增长原因，有30％是政府行政造成的。有30％是来自于国有企业，就是说直接来自于行政和国有企业，占（现在）信贷中不良贷款的比例高达30％左右，政府占10％，20％是来自于银行的自身问题，这是从经济方面看、从社会方面看，有四个情况，应当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比如，我们中国目前已成为收入差距比较大、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无论经济学者用怎样的数字来统计，那么下来大家初步、总体的估计是的经济系数在实际上达到了1：6：第二，大家看到目前，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差距比较严重的国家之一。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差距，不仅是年均收入、包括社会保障等各种因素也至少在1：6左右。第三，我们在公共的医疗和义务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问题相当突出。比如讲公共医疗。在世界卫生组织两年前公共医疗公众化指数的评比中，中国在81个国家中是倒数第三位。我们1978年，农村参加合作医疗的农民占全国农民总数的85％而目前只有10％—15％左右。绝大多数农民已经成为一个“自费医疗”的主体。从教育的数字看，我讲两个数字，
一个总体数字上，我们是在世界教育费用总支出的1.5％。这是我们中国的教育费用的总指出。可是我们教育人口占多少呢？我们以1.5％的教育费用支出，支撑占世界20％的教育人口。我们曾经在2000年以前，我们国内的教育支出要占到4％，但是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到了去年我们的教育指支出只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41％。远未达到“八五期间”的要求。我们现在正在考虑“十一·五”的规划，能不能达到我们“八五计划”的所应当达到的指标。
第三个情况，在公共服务方面的突出矛盾问题，第四个问题，就是现在存在的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我们不想讲总的例子，我只讲两个例子，一个是现在全国由于建筑工程中腐败所造成的工程质量问题，那么每年建筑工程倒塌所直接造成的损失是1000亿人民币。
前几天就是林凌教授所在的四川，暴露出一个四川万源县，一个贫困县它举办了一场大型晚会花了2000万人民币，而在去年这个县的财政的欠帐就已经达到了2.6个亿。那么我讲上面的从宏观调控情况和当前关注的四个方面问题看，提出来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在中国的经济转轨进入到今天在经济快速增长中，日益充分暴露出的社会矛盾、社会利益关系、社会冲突、社会危机因素等等。是否我们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政府应当转型了”！政府应当从经济建设的主体转向为公共服务的主体，政府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中心、为目标”。来实行转型，才能适应今天经济增长的需求；才能适应今天社会发展的需求；才能适应今天中国社会整个对外开放的需求。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后两个问题我简要一点。
第二个，是需要讨论的是比较尖锐的问题，现在阶段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还是以公共服务为政府转型？我曾经跟很多高级领导和一般的地方领导谈，他们都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说，“迟福林，政府不搞经济建设搞什么？这个发展是硬道理。”这个话一点没错，而且有人很坦率地说，如果政府不抓经济建设，我们怎么样养活政府。那么怎么样才能建设一个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我认为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刚刚提出的问题，是不是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转型阶段？为什么这样讲？我想向会议主办方已提交我的一篇论文，我就在这儿不展开来讲了。
第一，如果政府继续充当建设建设的主体，拿今天宏观调控的实际看，那么会对经济建设造成什么影响呢？我的看法是会逐步情况经济中日益增长的各种矛盾问题。各类类似于经济过热，虽然我并不完全赞同，矛盾的根源很大。是因为政府的主导方式，经过二十五年的改革，企业逐渐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市场的配置格局已基本形成在这个两个基本下，政府要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是要保证作为市场主体的地位，和保证良好的市场环境。这是第一点。
第二，从刚才的各种数字说明，社会矛盾、冲突、社会利益关系。公平问题、区域平衡问题、能源问题，那么这一些很大程度上，在政府的注意力转移。我们政府只有把我们政府的主要注意力，放到提供基本而保证公共产品方面，放到环境保护方面，放到能够从中国经济发展方面出发来实行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中长期战略方面。我想我们的经济发展、经济增长才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更重要的在于，政府自身正在形成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刚才讲的由于审批、为什么审批我们讲这么长时间？中央政府下决心要拿掉审批，却那么困难呢？比如，我们的规划用地3.72万平方公里，超过了现在城镇建设用地的总面积，当然比台湾和海南岛更大。
问题在哪里？就是这种在“批租土地”的后面隐藏着巨大的利益。比如，这五年平均批租土地。每年的收入是9000亿，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全国各级政府的地方总收入的一分之四。我刚才讲的万源县，为什么要搞这样的活动呢？万源县的领导将我们这样搞，是为了“招商引资”。我们花了2000万，为了招商引资？从实际情况看，如果是向转型和政府的自身行为的扭曲和严重化，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的。所以我提出第二个问题，恐怕是一个客观的需求、是社会的需求、经济发展的需求。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全国的事情、全社会的事情、全世界的事情。政府的责任在于要提供保障、提供条件不要误解。
最后一个，我们判断的问题是“以企业改革为重点向以政府转型”为重点这个问题的讨论，我们提到“十一·五规划”，在“十一·五规划”中什么最重要？有很多。我认为政府的转型在“十一·五规划”中是最突出、最重要的。为什么市场自改革进程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甚至对执政党的建设、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所以这是一个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发展NGO呢？关键是政府要转型，政府、公民社会活动，政府不转型，我们这个公民NGO是很难转型的，我们这里面正在研究，农村组织建设问题，为什么农村自动的成立各种维权组织，依法抗争基层政权对他们权力的侵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提出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结构性的改革将成为我们十一·五规划当中最具实际意义的问题。当然，许教授也会接着我的话说几句话，政府的理念和政府的文化问题都很重要，但最根本不是一般理念问题、不是一般的文化问题，而是职能转化的问题，而涉及政府的利益的调整。
主持人（林凌）：迟福林先生讲到我们中国当前改革和发展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经济的增长，和政府的转型的问题。那么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去的辉煌这是我们都很清楚，今后的发展保持17％、18％甚至于更高，大家都是有信心也是这样估计，因此我们绝不会忽视我们经济社会当中存在问题更不会隐讳这些问题，迟福林今天的讲话把我们经济社会存在的问题，影响我们经济发展的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都概略给同志们提出来而且举了很多数字及我们中的学者，我们政府的官员不应该隐晦我们这个问题为，我们对我们发展也信心、有决心，你一定要看到这个问题。
第二个他提出十一·五规划，我们重点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重点改革的重点是什么，长期时间我们以改革的重点是企业以企业为中心，以国有企业为中心，二十多年以后，我们是不是还是这样呢，？国企改革还是非常重要，那中心是什么？中心应该是政府的转型由现在经济建设性专转到服务型，
徐景安教授：我谈一点我个人的意见，这个重点二十五年来据的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人均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这一点我想是无庸置疑，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的同时，有三大矛盾在迅速地恶化。这就是我发言的重点，第一矛盾就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在恶化。比如说，资源问题，资源紧缺比如说环境的恶化，这个问题我不多说了，第二个人和人之间的恶化，表现在贫富差距的极具拉大，表现在犯罪率的迅速提高，仅仅是经济犯罪从1998年以来每年以20％的速度在增长。过去我们看不到的银行抢劫案不断发生。一个张子强倒起来，千百个张自强几乎要站起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在恶化。更严重的是第三个问题，也是人们往往不注意的问题，人和自我的关系在恶化，人和别人过不去，也和自己过不去。怎么对自己过不去了呢？中国有一千万的精神障碍者，中国将每年的自杀很多，成为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再说一句，非常明显的话，中国每两分钟就有人自杀，而且这个数字我们很多领导同志讲到，他们的眼睛都盯得很大，我们的媒体上都公布了，我们的各界领导包括我们的学者，我们的注意力都注意在GDP上，都注意在经济增长上，注意到财富的增长上而没有真正关心我们的老百姓精神状况，他们是不是真的精神愉快，我们是不是真正幸福。当然没有经济增长、没有财富肯定不会快乐，但是是不是有了这些老百姓就一定快乐呢？这肯定是毫无疑问的，不要说老百姓有钱了就一定幸福，我想提两条，我们当今世界现代化，我认为是不能持续的。全世界六十几人口真正实现现代化是14亿人，美国欧洲日本，还有25亿人还没有接触现代能源设施，但地球的承载能力已经超过25％，也就是说，如果我们26亿人，都向着现代化，还需要有20个地球来支撑。现在只有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基础上，全世界各国都在追求现代化这实际上是个陷阱是渴望而不可得的。那么中国现代化，能这样持续发展吗？我认为也不能持续发展，现在我们进入现代化是上海、北京、深圳，以及沿海城市。而广大农民八亿人口还没有接触现代的能源和现代的卫生设施，他们还没有在烧煤气，但我们的能源生态已经承受不了。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已经非常紧张了，我们人民精神、健康问题越来越严重。这个现代化能持续吗？我认为也是不能持续的，所以无论从人类，无论从中国，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
从持续提出来得到全世界各国的接受，可持续发展从1984年提出来到现在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要人家持续发展，自己却提出持续增长。把持续增长当做是持续发展。我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误区，讲得都是这个持续发展，做的都是持续增长。出入何在？我简单说两句话，我花了六年的时间写了一本书叫《你的选择和中国的未来》，我提出来正确处理人和自然，人和自我关系的九大原则，我希望成为新的理念，那么具体来说，我觉得我们要高度重视党的十六大提出以人为本的发展观。我们目前全世界和我们中国，现在走的路都是以“一物为本”，这些都是以“物本”为的发展。我们党十六大提出以人的发展观实际上走一条与西方现代化与目前不同的道路。这是我的第一个理论解释。
第二个，我非常请大家注意我们党提出全面小康的概念，全面小康我们只是说比现在现代化低了一个层次，中国的全面小康是什么含义呢？就是经济上也许不如西方、美国等发达国家，但环境一定要做到清洁，而这样的全面小康中国是可以实现的，这个也可以取代我们西方的现代化，成为人类的追求，是一个持续发展的模式，我把我的思想、我的理论、我的构想得播种在以人为本全面小康的概念里面，我最后提出来要走一个持续化道路关键的是我们的价值观念要改变。要有一个价值理念的更新，所以我提出来我们需要新的思想启蒙运动，新的理念的更新，谢谢大家！
主持人：徐景安先生已经也了一本书，如果大家感兴趣，也可以同他索取，我们这一节时间到1020分钟，现在只有五分钟我想是不是不再给大家留五分钟的发言时间，我想不提问了，把你的提问和讨论的接见来法的但是每个人，最好是在2、3分钟之内。
谢谢！
现场提问：在过去一年中，中国取得了经济上很大的成就，在城市发展上，但是中国在农村方面面对很多问题和社会发展有很多问题，我的问题是有什么措施、以什么模式在农村，中国今后应该采取的”，第二，从官方文件中，中国共产党说，你们是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昨天早上，我们没有听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词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因为我想社会主义因素在市场经济上，这是跟持续发展相联系的。谢谢大家！
发言（迟福林）：刚才谈到，我就简要的说几句话，因为我不是研究农村问题的专家。从新的中国新一届政府上看，在解决农村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明显的成效，那么从总的看，我们要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长远看从畅想二元制度向城乡一元制度转变，我们涉及到几个大的问题：
第一，是关于农民土地问题，这是我们现在正在讨论的很深的问题，我想在不久的将来，法律上会确认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也就是把现在的债权关系变成物权关系。
第二，是关于农民工的问题，因为农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使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要转移出去，在这个方面，已经引起全社会共同的重视，包括我们解决农民工社会地位问题，现在把农民工逐步纳入到全社会的统一的保障中，
第三，就是如何能够逐步地建立各种适合农民，农村需要的，代表农民利益的农村组织。比如说，我们研究“三个组织”农民的“维权组织”，农村的各类专业合作组织、农村的基层自治组织，使得农民能够在这样一个能够代表自己利益的情况下，反映自己的利益达到农村治理的新的基础。当然，我想中央政府在其他两个方面，做得非常好，比如，我们的税收制度。我们规定在未来五年之内，统一城乡税制，现在看，黑龙江和吉林是两个产粮大省。现在农业税已经全面取消了。我估计在将来，农业税会全面取消。为什么我们广东的一带农民工，现都返回到农村去了。因为现在的农业政策有了很大的改革。比如 第一是取消了部分的农业税，第二，是中央政府进行了粮食补贴政策，我们在未来的三、五年农村发展、农村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问题是最有希望突破的一块。
主持人：下面请珍妮·玛丽丝女士讲一下她的看法。
珍妮·玛丽丝女士：你对农村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想关于城市化怎么办？在某种意义上，一种供给是城市化解决农村一切的一个办法，但是这是有争议的，以前政府提出很多建议。比如说三农问题，旅游业什么、种植粮食，是完全地改组这个种植制度。要改革农村这个小规模种植到大规模种植。第二是要引进一些支持制度。我想，这个是还有社会资本。在农村，好像没有法制。（在农村），因为没有法庭，教育水平也很低下，尽管中国有义务教育制度，但是他们没有钱付学费。所以我们有一些恶性循环。然后又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就是关于资源性的问题。我们的同事谈到“土地改革”问题，好象是有吸引力，但是问题是，假如土地所有权变化会不会农民一拿到土地后，我们会不会再失去呢？因为他们债务太高了。
马家敏女士：我们想回答第二个问题，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因为中国从社会主义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以大家的关注好像有四个中心。即便在这种重点上，我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很明显的。不只是国家、只是机构存在，他对于企业提出指导运用、电讯、资源、运输、国防，国家还是主导地位，主要我想指出，国务院各种委员会、监控委员户、继续控制资产、资源、资本筹集、还有中、长期计划，185个大企业在经济上很重要的，不是说这个不好，这是必要的，因为使得在下面能够建立他们自己需要的地方，使他们能够发展。不然的话，你就会经济落后，所以国家很多时候都是存在的。我想，这个市场经济建立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的注意力比较多的集中在市场，但实际上我们的估计是社会主义成分，还是按照能够支持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另外一点，当中国转到市场经济，他也谈到民主，在全球来说，这个民主和市场经济都是相联系的。所以，最后主席又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重新称道，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不会采取比较大的步骤，我们想这样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特点。
珍妮·玛丽丝：我想就民主说几句，他说关于全球的经济模式跟经济有关，但是我在中国比较大的问题是哪一资本主义和哪一种民族，是代表性的民主或者是参与性的民主……
林凌：时间给我这个主持人带来了很大的困难，现在我们再延长五分钟的时间。也已经到了，所以其他的先生就不能再发言，我们今天讨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大家关注的问题关系。到我们中国未来能够高速的经济发展和非常协调的社会发展这样的关键问题，我们的下一节，还可以继续讨论，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