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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在深圳的地下钱庄“庄主”几乎清一色是广东潮州和汕头人，外人很难介入，这使得地下钱庄蒙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我们的调查就从这里开始。
通过调查记者发现，深港之间的地下汇兑竟然如此“发达”，这表明人民币的金融管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失效的。国家的打压显然是在与市场需求“掰手腕”。
每天早晨，交通银行在深圳的一个分行门口都会聚集好几辆荷枪实弹的运钞车，成捆的钞票被运送到这家并不起眼的银行里。一家小小的银行怎么能消化掉这么多现金？据了解，这是交通银行的太平洋卡在作怪，太平洋卡提供异地存取款免手续费业务，因而受到大批涌进深圳地下钱庄的资金青睐，因此也才出现上述一幕。
而正是因为深圳交通银行显示出来的这个“资金异动”，记者才顺藤摸瓜找到深港两地地下钱庄运作的种种线索。
据了解，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在当地只占有不到5%的市场份额，但现金净投放占全市的70%以上，2002年上半年达到90.1%，深圳的巨额现金净投放主要是从交通银行一个口子出去的（见表1）。2002年7月份，深圳市人民银行给交通银行下达了《监管提示》，2002年下半年的现金投放有所收敛，但全年仍然占全市的70.5%。这是极不正常的现象，观察人士指出，这些现金并不是用于正常的交易结算。
那么，钱去了哪里？
地下汇兑是深圳与香港之间地下钱庄的主要业务，据有关方面估计，2004年深圳与香港之间通过地下汇兑的交易金额将达到1000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地下汇兑活动一直是地下汇兑的“主战场”。数据显示，从1999年开始，广东、深圳两地投放的现金占全国投放量的一半以上。这是一般的理由解释不了的。其规模、运作方式等内幕也不为外界所知。
前不久，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专门组织人员对此进行了调研，其基本结论是：深港两地的地下金融活动（主要是人民币同港币之间的汇兑）的规模已经十分巨大；人民币和港币在深港之间的流动已经突破了资本项目的管制约束。
地下流程
“很简单，你甚至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就可以实现人民币与外汇的兑换并将资金汇到香港，从事香港股票交易的外汇买卖。而所需要办理的手续无非是打个电话，提供一下身份证和通信地址，就有人帮你转道深圳的地下钱庄，资金往来非常方便。”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在接受《环球财经》记者采访时说。他说，通过这种方式买卖外汇已经成为一个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顺畅渠道。
尹中立博士详细向记者描述深港两地通过地下钱庄买卖外汇的过程：假定一位深圳的汇款人现在需要将一笔现金汇给其在香港的收款人，第一步，该汇款人将现金付给在深圳的经纪人，并取得汇款授权密码。第二步，深圳的经纪人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将该信息通知其在香港的经纪人，并告知汇款授权密码。第三步，深圳的汇款人将汇款授权密码告知其在香港的收款人。第四步，香港的收款人向香港的经纪人说明其汇款授权密码，核对无误后，从该经纪人手中得到汇款。在不涉及资金跨境转移的情况下，整个交易类似“背对背贷款”。
反之，如果居于香港的一位汇款人需要将一笔现金汇给居于内地的收款人，其程序完全相仿。
整个汇款过程可以不涉及资金的跨境转移，而且，记者了解到，许多地下钱庄为了取信于客户，一般都先替客户在境外支付外汇，再向境内客户收取本金和佣金。对双方来说，“交易过程几乎不存在任何风险。”
据深圳市公安局经济侦察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地下金融活动有着比较发达的组织网络，并形成了专业化操作。这些地下金融组织首先在深圳注册成立公司，开立银行账户，然后，在香港寻找数家人民币兑换点为合伙人，并开立多个外币账户，另有几人助其操作。
据尹中立介绍，地下金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采取现金交易。现金交易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一般地逃避金融监管（这是所有地下经济的共同特点），更重要的是需要通过现金的形式实现资金在深圳和香港之间的流动：在90年代中期之前，资金的流动是单向的：主要是港币进入深圳；90年代中期之后，资金的流动成为双向的，这里不仅涉及人民币现金向香港的运送，而且涉及港币向大陆的流动，旨在方便越来越多的进入大陆的香港居民在大陆的各种花费。
对于地下钱庄来说，现金运输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也是惟一一个存在风险的环节。据知情人士透露，目前在深圳的地下钱庄“庄主”几乎清一色是广东潮州和汕头人，外人很难介入，这使得地下钱庄蒙上了几分神秘的色彩。
地下钱庄内部本外币的转移，最常见的途径就是通过地下通道来偷运资金。据警方介绍，深圳地下钱庄经纪人将现金运输到香港的途径很多，其中主要包括：通过“水客”分批过境；直接偷渡运送；与香港走私公司配合，通过假订货合同、假单证把钱汇出等。“深圳和香港之间车流、人流每天都如此巨大，想要检查谁携带了多少现金，简直是大海捞针。”一位了解内情的人士说。
规模惊人
在深圳的街头，随便一个卖冷饮香烟的小铺也许就是一家地下钱庄的“门面”，在冷饮铺的后面，就是神秘的地下钱庄办公室。最普遍的场景是：你会发现成捆的钱码在地板上，一群人排队等待兑换外汇。据一些知情人士对记者说，这里每天的现金流量有时比一家大银行还多。
另据透露，深圳地下钱庄从事地下外汇交易所得的人民币现金几乎全部都转移到了香港。专家分析，根据深圳地区的购买力状况以及全国最近几年的现金投放情况来对比分析，这种说法基本属实。若据此来推算，最近几年每年通过深港之间的地下渠道转移到香港的人民币现金规模就应在数百亿元之巨。这与坊间所传的规模相去不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字只是通过深港之间的地下渠道转移到香港的人民币现金规模，事实上，广东的其他城市也同样存在与深圳类似的现金净投放情况。同样我们也可推断：其中的大部分人民币现金也都流入了香港。这样算来，香港每年流入的人民币现金远大于上述估计的数据。
记者根据调查掌握的深圳3家从事汇兑业务的地下钱庄发现：这些地下交易场所每家每天兑换并转移的资金规模为1000万到3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外汇资金）不等。照此计算，这3家地下金融交易场所每天可以兑换并转移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外汇资金）左右，依此算来，一个月转移的资金为15亿元，一年就是180亿元。
据香港警方的资料，2002年底，在香港警方正式登记注册的货币兑换店（俗称“找换店”）为600余家。2004年，数目应该是有增无减。
根据两地经纪人一一对应的基本格局，在深圳也应有与此相仿数目的兑换店存在，据深圳警方和深圳人民银行的官员介绍，深圳从事该项业务的地下交易点至少也有100个以上。假定这些交易点的规模均与调查的结果相仿，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每年最多可以完成万亿以上人民币（或等值的外汇资金）的兑换和资金流动。这意味着，在深圳与香港之间，通过地下渠道来实现资金往来，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
然而，无论资金如何流动，人民币与港币兑换总是一个必要环节。这意味着，必须同时存在着对港币（内地居民）和对人民币（香港乃至他国居民）两种需求，而且两者必须同时产生，才能完成整个地下交易过程。
道理很简单：如果仅仅是内地市场有外汇需求，而香港市场却不需要人民币，内地市场的对外币的需求将因缺乏足够的外汇供应而不能得到满足；反之，如果仅仅是香港有对人民币的需求，而内地市场却不需要外汇，则香港市场的对人民币的需求也将因缺乏足够的人民币供应而不能得到满足。
于是，上述复杂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两个相互关联而且实际上是一块硬币的两面的问题：第一，香港市场上为何有如此巨额的人民币需求？第二，内地市场为何有如此巨额的（非官方）外汇需求？
为什么行此交易
采访期间，刚巧记者听到身边一个朋友的亲身经历：他需要给香港的一位作者邮寄稿费，被邮局告知需先去银行兑换成美元，而银行告诉他不能以个人或公司的名义直接兑换，需要个人护照和签证作证明。等这一套程序走完，他所邮寄的稿费几乎所剩无几！基本的需求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满足或交易成本太高，必然诉诸于非法渠道。
深圳与香港毗邻，外汇需求自然较其他地区要大很多。而国家严厉的金融政策和用汇管制，使一些民企和外企通过正常渠道用汇困难，于是地下钱庄便有了客观生存的环境。此交易动机一。
常识告诉人们，在违法成本远远低于违法行为收益的情况下，违法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大幅增加，资本的逐利性提供了地下钱庄进行地下汇兑的原动力。此交易动机二。
而对人民币和港币的双向需求促成了地下钱庄的第三个交易动机。
先说对人民币的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是进入2000年以来，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开始积累，美元在2002年末开始走弱，更加剧了这一情势。于是，就有境外的游资通过地下渠道兑换成人民币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套利的行为发生。
二是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广泛使用。2002年足球世界杯期间，韩国的银行大张旗鼓刊登广告，在找换业务中让人民币与美元、日元和欧元享受同等地位，韩国外汇银行一位负责人就曾明确表示：“这四种货币均为世界重要货币，在韩国的银行里储备量居前”。
三是1998年以后人民币的汇率被调低，使人民币的投资成本大为降低，所以港人来国内投资、置业也普遍愿意接受和使用人民币，从而使人民币的需求迅速上升。
由于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北上旅游、休闲、购物、甚至置业、定居等成为趋势，来往于港、深两地的旅行人数迅速增加。数以千万元计的人民币资金得以在深圳、广东等地投放，并在国内其他地区回笼的。循着货币流通的这一足迹，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大量从香港入境的非居民的这样的行为方式：他们携外币入境；首先通过非官方途径，在深圳、广东等地完成了外币对人民币的兑换；在获得了“绝对的等价物”之后，他们不仅在深圳、广东地区满足了自己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而且还广泛深入中国内地的其他地区去进一步满足自己的此类需求。
从上述事实中，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两个推论：第一，通过港深两地的密切联系，人民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可兑换；第二，由于内地、香港两地的物价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并因为港深两地的交往日益便利，港币事实上已经逐步走向边缘化。
那么，内地市场需要巨额外汇的原因又何在呢？根据调查，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投资境内的B股市场或香港的H股市场；二是“洗钱”，将境内获得的非法收入转移到境外。
分析认为，1996年以后，每当国内的B股或香港的H股市场行情活跃时，深圳和广东的现金投放和外汇存款就会发生异动。
B股的火爆和香港股市H股板块的普遍上扬，引致大量的大陆资金从银行体系中提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香港市场，从而导致深圳在2001年5月份出现储蓄存款净下降26.4亿多元的罕见现象。
尹中立说，鉴于2001年至2002年的外汇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没有明显的变化，并考虑到中国的外汇管制制度在这一期间并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可以推断：境内投资者用于购买境外投资者手中B股的外汇资金，绝大部分是通过地下外汇市场兑换的。如果再加上以保证金形式存放的外汇资金，估计2001年至2003年通过地下外汇市场兑换的用于B股市场的外汇资金得有1000亿元人民币。
毫无疑问，通过深圳的地下外汇市场兑换的外汇主要流入了香港股票市场，其投资对象主要是H股和红筹股。我们注意到，2003年11月之前，国内股市普遍低迷，大量资金从这个市场撤离，而香港的H股指数则稳步上扬，仅从2003年6月到同年11月，香港H股指数就从2000点左右，上涨到4000点，基本翻了一番。
“我们当然不能认为H股的暴涨全部归因于内地资金的进入，但是，推断其中有相当规模的内地资金则是没有问题的。在汇率管制条件下，内地居民在H股上的投资资金，当然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外汇黑市的。”尹中立说。
进入大陆消费廉价的商品和劳务、进入大陆的金融市场，是香港居民兑换人民币的主要用途。而对于大陆居民来说，他们取得港币资金的主要用途，既可能是为了在香港消费，更可能是为了在香港投资。
资本的最原始冲动就是获利，在合适的温度和环境中，地下汇兑因此而蓬勃地生长起来。
既然地下钱庄是“非法”的金融机构，那么，那些“合法”的逐利愿望由谁来担当呢？
金融制度性缺陷凸显
银行“正规军”显然难以担当此重任，因为外汇买卖对现实经济没有太大的作用，反过来稍有不慎就可能产生较大的负面效应，因此我们实行的是严厉的外汇管制政策。
事实上，对于深港之间的地下金融通道，监管机构的打击力度一直很大。8月份，深圳成立了全国第一个、也是惟一一个“反洗钱局”，重点打击对象就是地下钱庄。而据熟悉国家外汇管理局的人士介绍，自2003年3月《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外汇资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实施后，国家外汇管理局按“白”、“黑”、“重点关注”三类名单实行分类管理，去年3月—12月中，下发各地外汇局需核查的名单(企业和个人)共对18279个进行初步核查，对经核查后属于外汇违规问题的，由外汇局进行查处，属于涉嫌洗钱犯罪线索的，移交公安部门查处。
反洗钱，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不容置疑的任务，但对于正常的外汇需求，如果仍然采取“堵”而不是“疏”的方式，就收效甚微了，特别是深港之间的地下汇兑，人民币的金融管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失效的。国家的打压显然是在与市场需求“掰手腕”，那么，我们是否需要这么严厉的外汇管制？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张曙光认为，今天地下钱庄打而不死，甚至火爆发展，反观中国的金融，制度性缺陷凸显：一是银行体系不合理，外汇的合理需求没有都方便顺畅的机构来办理，繁缛的手续和过高的门槛把中小企业和个人的需求挡在了门外；二是外汇管制太严格，国家外汇储备量到底多少是合理的，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如果以紧缩来牺牲市场和忽视市场需求，那么就需要做一定的改变；三是银行的经营机制没理顺，有空白点就有人来填补，有需求就有市场，靠打压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据香港一家金融机构深圳代表处负责人介绍，正常渠道下，如果港商为了在大陆设立企业需要汇入资金，首先投资项目需要通过外资委或者发改委批准，然后去外汇管理局报备，再到银行开一个资本账户。
而外商在大陆的获利如果需要汇往香港则分为两种情况：通过实体经营获得的营业利得是报备制，在完税后经过审计与董事会决议就可以通过银行汇出去，需要的凭据是审计报告——证明利润是经过审计没有做假、董事会决议录以及完税证明；如果是通过QFII或其他纯投资性的获益输出则属于批准制，要有原投资的批准函，然后到外管局申请批准。
与此同时，中国那些急欲出海的资本被重重阻隔在外汇管制的门槛之外，本土需要用汇的企业陷进林林总总的各种条框的迷雾之中。
地下钱庄买卖外币主要来源于珠三角一带的外资企业，尤其是数量众多的中小型外资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这些企业因资金周转，如购买原材料、发放工资，短时间内需要大额人民币。将外汇卖给地下钱庄，虽然汇率较银行兑换汇率低，但程式简单、快捷，资金周转快，而且能够逃避银行、税务、工商等部门监管，因此企业一般愿意将外币卖给地下钱庄。
虽然国家对合理用汇的企业需求制定了越来越宽松的政策和规则，然而中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仍然稍嫌严厉，无法满足沿海地区各种频繁经济活动的迫切外汇需求。而这些，恰恰都给地下钱庄的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事实上，非法收入合法化以及协助资金出入境已经成为深港地区乃至沿海地区地下钱庄的双重功效。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金融缺乏一个完整的、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系统，造成资金在社会中的流通不畅，资金利用率非常低。而地下钱庄此刻正以其方便、快捷的特色赢得了生存的空间。
合法化是趋势？
提出让地下钱庄“合法化”的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在接受《环球财经》采访时说：“外汇本身就是一种货币，除要保证一定的外汇储备外，是应该使用的。中国企业需要外汇，得到外国银行去，自己的银行不给。而我们拿着大把的外汇去买美国的国债，去支援美国的经济建设，然后美国又拿这些钱来中国投资。目前中国外汇储备4800亿美元，结果却都躺在那里睡大觉，根本没能很好利用，这简直是不可思议。我认为将其中的1000亿作为储备就足够了。”
张汉亚认为，“存在就有合理性。企业需要外汇，结果要一层一层批，还不如直接通过地下汇兑走得快，并且还能促进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加速资金运转，又不涉及洗钱。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合理规范这些地下金融机构的运作，制定相关的游戏规则和规章制度。
如果决策层根本不考虑这个问题，或者根深蒂固地认为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就会扰乱金融秩序，就会影响银行的效益，那么本着这种思想来推进改革就困难了，所以决策层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
尽管国家外汇管理局和公安部仍然以联合办公的方式积极打压洗钱行为，但有关人士分析，当前央行对于地下汇兑采取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暧昧态度，似乎让人嗅到了外汇管制政策有望进一步松动的气味。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的一份分析报告指出，应尽快改革现有结售汇制度，变对外贸企业实行强制结售汇为比例结售汇，同时继续较大幅度放松居民携带外汇出境限额。毕竟综合国力的提升已使中国没必要再将所用民间外汇完全转化为国家的“储备”资源。
国家外汇管理局一位官员承认，当前地下钱庄的组织化、规模化，已经替代了银行的部分功能，成为外汇黑市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况且，在深港之间，已经存在十分通畅的主要以地下渠道为主的兑换机制。分析人士担心：目前，由于人民币和港币采取了结果相同的汇率制度，这种密切联系尚未显示出对大陆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的严重冲击，一旦汇率制度出现差异，我们将面临难以预料的局面。（学术指导：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尹中立博士；策划：本刊记者葛方新。本刊记者王羚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