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低成本意味着什么？是未来竞争的障碍，还是持续的优势？波士顿咨询公司最新报告认为：以亚洲为代表的低成本国家集群的出现，正在掀起一场全球竞争力重构的矩阵革命。
“以 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 低成本国家(LCCs) 未来仍将保持优 势。”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最新发布的报告《把握全球优势》(Capturing Global Advantage)提出了与主流经济评论截然相反的观点。
对此，BCG全球副总裁兼中国区负责人Jimhemerling表示：“我们相信在下一个十年中，生产成本的差距不会缩小，甚至还会加大，即使低成本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抬高了劳动力和其他成本，这一优势也不会消失。”
基于全球化的演进和国家竞争力版本升级的大前提，目前许多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战略已由核心技术升级为整合力。在这一背景下，支撑各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正发生着一些微妙而深刻的变化——非常规因素的权重逐渐加大，进而成为扰动几大经济实体全球资源配置的关键力量，其中最突出的表现莫过于跨国公司对“低成本”权重的重新评估。
低成本竞争力的重构
尽管很多企业利用“低成本国家”进行制造和服务已经多年，但事实上这种转移目前有加速的迹象。从低成本国家进口的产品已经对发达国家诸多产业产生了实质性的冲击。与此同时，判断“低成本”的价值标准出现了变化。
以往的主流观点包括：“低成本往往意味着低质低效高能耗”；“低成本国家以长期的资源禀赋换取短期的资本投入，其发展不可持续”；“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低成本国家落后的生产力面貌，决定了它们只能承接产业链最低端的部分”；等等。其中，尤以1994年克鲁格曼提出的“虚幻的亚洲奇迹”最为突出。他认为，亚洲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并非奇迹，只是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初期现象，是靠低廉的劳动成本和资源投入取得的，并非技术创新带来的增长……
然而BCG的研究结果却与这些经典观念大相径庭，报告提醒商界，如果坚持静态肤浅地认识“低成本”，将令发达国家错失新一轮全球化的大好机遇，以致面临沉重损失。
制造业方面，尽管大多数低成本国家仍处在工业化的初期阶段，但工业化带来的经济增量部分（如产业结构调整、企业制度完善、社会环境变迁）正在逐渐缩小低成本国与高成本国原有的差距。而随着制造业产业链的不断延伸，低成本国家的工业化进程越来越多地介入核心部门，并表现出日趋灵活化、定制化和多元化的特征。
从亚洲各国金融危机后快速复苏的过程来看，传统低成本国家的比较优势也开始向新一轮的竞争优势切换：研发能力、生产灵活性、产品质量以及生产效率的大幅度提高构成了亚洲“低成本”竞争力的新内容。
高成本国的服务业也正在大规模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目前，美国大约有30万份服务性工作已经转移到国外，在未来10年里，这个数字估计将增长到250万到300万。账务处理以及客户面对面服务加在一起，已经超过了低成本国家提供的服务的65%。
低成本国对高成本国商业话语权的嬗变，表明“低成本”已从朴素的目标手段转变成了事实上的竞争手段。另一方面，低成本国家自身经济连年高速增长，彼此市场的不断渗透也为今后的区域合作提供了基础。从深度看，区域性低成本国家的产业细分和产业融合使生产成本结构不断优化；从广度看，跨行业资本的流动，随着物流、信息网络的完善，交易成本日益减小，从而创造出更优的低成本循环。
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仍将长期存在
“低劳动力成本比高自动化生产更有优势，它改变了资本与劳动力的关系，进而影响产业资本的流向。” BCG报告认为。
亚洲国家在这一点上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甚至同属低成本阵营的东欧诸国和墨西哥等也无法比拟。（见表1）
以中国为例，中国产业工人每小时不到1美元的平均工资水平，相较美国同等条件下的15—30美元，其优势自然不可小觑。即使到2009年，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比2003年上升将近60%，但其与美国和欧洲间的绝对差距仍是相当巨大的。可以说，劳动力成本的竞争差距在未来10—20年不会缩小而是愈益拉大，低成本国的劳动力优势将通过改变产业分工的方式深刻影响高成本国的就业格局。
就低成本国自身劳动力市场的变化趋势看，就业人口结构的不断细分也迎合了产业升级的需要。
来自中国城乡的8亿劳动力今后将遍布低技术含量工作的各个领域；而中国教育产业的不断提升，也令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而在越南等国，更低廉劳动力市场的出现，分食了产业链的低端，低成本国间的劳动力市场随之分层分性。目前出现在印度的商业转外包趋势（印度－中国香港－中国内地）无疑将对传统低成本国外向型经济的基本发展规律造成巨大冲击，从而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区域一体化打下基础。
低成本竞争力的新内涵
随着全球化产业布局不断向纵深方向调整，“低成本”的全球竞争效应越来越显著。不少发展中国家将“低成本”作为赖以支撑的竞争要素，甚至乐意“放低姿态”，以求在“低成本”的市场下分得全球化产业链转移的一杯羹。
中国目前正明确地以未来工业品制造基地的姿态出现在全球市场。在从低成本国家向美国和德国出口的产品当中，中国的产品占了几乎1/5，并且以每年15%—20%的速度增长。此外，中国也力图成为全球一个非常重要的服务来源，在手机的研发及市场开拓上，中国甚至已成为全球技术趋势的风向标。
印度正逐渐取代爱尔兰和加拿大等国，变成外包服务的基地。印度现在占有了全球离岸商业流程外包服务的60%到65%的市场份额。这个市场不仅包括账务处理，还包括关键的产业流程，例如供应链管理、设计与开发、采购与经销商支持。
东南亚诸国曾在成本结构全球化中扮演重要角色。尽管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使得这些国家目前面临很大压力，但其早期成功的基本要素仍然存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低成本劳动力，以及快速发展的内部市场，以及相当一部分优势投资的磁石效应（诸如泰国的汽车零部件产业和马来西亚的电子产品产业）还将在未来继续发挥作用。
低成本市场在技术、弹性、质量水平、生产效率以及研发速度方面的突飞猛进，不断丰富着“低成本优势”的内涵与外延：
（1）大量具有天赋、训练有素并且忠诚的技术工人不仅有力地补充了制造业的生产梯队，也在各类工程项目和BPO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2）低成本国家提供多层次的适应性和灵敏性，从而为外包者有效地降低了设备和人员的投入，减少了对资本的依赖程度。
（3）低成本国家的劳动力水平已基本达到甚至超过高成本国家在生产质量上的要求，而在外包市场上的意外收获更是让公司运作者喜上眉梢，如在呼叫中心的雇员结构中，印度、波兰往往能提供大量具有良好计算机知识的大学毕业生，而在美国或西欧本土，一般只有高中生愿做这样的活儿。
（4）生产力方面，尽管低成本国家在单位产能上生产力较低，但其资金产能却远高于欧美国家。以往对低成本国家平均产能的数据统计往往存在较大误差，诸如对中国下岗工人与成百上千万农民产能的描述往往与事实不符。事实上，低成本国家劳动者产能甚至高过高成本国家，制造企业常常轻而易举就能找到顶级水平的技师。
（5）低成本国家日益凸显的优势之一莫过于快速提升的研发速度。迅捷而低成本的研发能力允许企业随时进行技术试验，另一方面，工作上的时差效应令全天候从事项目研发成为现实可能。
以往商界对“低成本”的认识，更多地将“高成本国”当作“低成本国”的学习标本，殊不知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低成本”优势本身已发生变异，更多地成为了影响全球化转型的一大扰动因素。从这层意义上说，以亚洲为代表的低成本国家集群的出现，掀起的是一场有关新竞争力重构的矩阵革命——貌似渺小的变量打破了整个全球化大系统的稳定与区域间的支配界面，颠覆的是传统商业竞争的静态平衡。产业链的划分受此波及，也将衍生出多条线索，日趋复杂。由此展开的全球要素争夺将围绕寻找“竞争力”新的均衡点而进入“低成本国家互补”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