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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赵牧先生《有关中国媒体的几个数字》一文，在甚以为然的同时，亦有一点想法如骨梗在喉，欲一吐为快。
赵牧先生称，据中国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达40万之众。按照低标准，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一辈子不用多干，就干一件如《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一文一样能触动一个行业变革的好事，那就是40万件大好事。累加起来，这会对中国走向文明富强起多么巨大的作用！同样是依据中国新闻出版署公布的数字，目前中国的报刊已有2000多家、杂志8000多家，合计一万多家。这些报刊除去专业类报刊，就算只有100家报刊每年能各出一篇这样扎实的重量级报道，于国于民，累计就是上百件功德。
我们不妨稍微详细地估算一下《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一文应然的经济价值和隐性的社会效益。按文中口径，如果全国78万辆出租车全部实施"出租车业个体化"改革，国家一年至少增加税收140多亿元，北京市则增加税收近12亿元，而如将北京6万多辆出租车的经营权拍卖，北京财政平均每年至少又增收13亿元；同时，北京的夏利出租车价每公里可能降到0．8元左右，富康车则可能降到每公里1元；北京出租司机月平均工资也可以增加到3800多元。诚如是，则可谓利国利民利劳动者。 更重要的是，只要打破旧体制就能让全中国200多万出租司机及近千万家属摆脱出租公司的掠夺与盘剥，还出资者以应有的权益，这将会极大地维护社会的稳定与健康发展。
笔者作为与克勤新闻理念契合且共事多年的老搭档，更是熟稔他此前撰写的一系列在不同范围内引起轰动的揭黑文章。举例来说，为时较近的《公选"劣迹人"引曝堡子黑幕》（2001年10月17日发表于《西部商报》），曾将13个为恶乡里的"土皇帝"送进监牢，1万多堡子乡亲因被减免近一半各种税费，而人均直接获益约百余元，这对于年真实收入只有400多元的乡亲们来说就是一笔"巨资"了。而万余堡子乡亲被此文唤起的作为人的尊严和日益觉醒的维权意识又岂可以货币形态来衡量。
2001年2月3日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的《兰州证券黑市狂袭"股民"》，不仅挽回了兰州近万名受害"股民"的数亿元损失，将150多名犯罪分子送进囚房，更重要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铲除证券黑市的运动,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26个城市先后清洗了数百家黑市,为全中国老百姓挽回了巨额损失。更有意义的是，正是这篇文章让全国人民都清楚了这样一个重要的事实--"众人眼中神圣的证券市场上也有假市场，犯罪分子已将罪恶的黑手伸向财经知识十分贫乏的每一个社会公众，你我他都有可能成为证券黑市的牺牲品。"从此，国人炒股多了一个心眼，开始提防误入证券黑市而上当受骗。从这个角度看，王克勤与王宏（《证券黑市》一文的另一作者）其实是在为每一个已经是股民或即将成为股民的人做了一件有功德的事，他们成为广大公民合法权益的积极维护者。
早在12年前，时为《甘肃经济日报》记者的王克勤就冒着生命危险，打入兰州黑道深入调查并写出了《甘肃物资回收市场黑幕》，当年就为甘肃省挽回直接经济损失近1个多亿，为甘肃国有资产的保护立下了汗马功劳。
按上述文章所产生的现实的和深远的价值来衡量，克勤项上这颗曾被黑社会扬言欲用500万元换取的首级又岂止此区区之数。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赵牧先生标其为目下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实非过誉之词。
究竟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克勤把脑袋提在裤腰上去干这些事呢？在北京一个雪后的夤夜，他向笔者道出了端详。2000年11月，当他首次接触到一个个被证券黑市洗劫得支离破碎的"股民"家庭时，他的心为之震颤；2001年10月，当他顶着大雨，趟过"鬼门关"，连夜赶到僻远的甘肃中部堡子乡时，包括男女老幼在内的数百口乡亲齐刷刷跪在雨后的山岗上，迎接省上来的"青天大人"为他们洗冤，他的心为之泣血；2003年元月，新疆出租车司机的几个代表从万里之外专程赶到中国经济时报社，一见面，就跪倒在他的面前，抱住他的双脚，磕头不止，感激他为生活维艰的"的哥""的姐"说话，他的心又一次为之抽搐......克勤说：我的母亲也是农民，近60岁了，还得下地干活。看到年纪如我父母辈的乡亲们跪在面前，只为求人替他们讨回公道，就像看到母亲跪在我面前一样，我的心如刀割一般痛彻......自古道，"男儿膝下有黄金"，"上只跪天地、下只跪父母"，除非有天大的冤屈，否则，谁会这么做呢？我如果不能为民请命，帮他们一把，当这个记者又有什么意义呢？帮助弱势人群就是帮助我的父母乡亲，就是帮助我们自己。说这些话时，克勤的声音少有地变得喑哑而又哽咽。
笔者宁愿相信，与其说这些父老乡亲们向所谓的"青天"、记者下跪，倒毋宁说他们是在向公平和正义下跪，他们分明已经把有良知的记者看作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尽管如此，笔者还是感到莫名的悲怆，因为，自由和平等本来就是他们作为人理应享有的天赋的权利，他们本无需乞求。
写到这里，该直接触及本文的主题了。那么，记者的使命和价值究竟是什么呢？
其实，笔者前面所述已间接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笔者以为，记者的使命就是做一个历史忠实的记录者和守望者，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记者就应该给后人留下可资镜鉴的信史，而非稗史逸闻。记者的使命还在于弘扬一种人文理想，或曰人文理念、人文关怀，使诸如公平、正义、自由、民主、科学等常识性的"普世价值"得以浃髓沦肌地融入人民的心灵。记者的价值则在于使这种忠实的记录成为关乎制度安排的咨文，使这种对事实真相的忠实记录有助于制度安排的合理与完美。记者的内心应象诗人，易于被一切新鲜的事物所触动，充满感知并探究一切事实真相的激情；记者在写作时则应象史学家，应真实准确而不是矫揉浮华地记录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实真相。记者应该是现实主义者，以记录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为己任；记者也应该是理想主义（或曰完美主义）者，总要想着使我们的生活更美好，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合理，使我们的社会更文明、更进步，使每个人都能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简言之，记者既是记录者，又是新闻启蒙者，即以新闻的方式进行思想的启蒙。按喻国明先生的说法，记者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俯仰天地的境界、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一种大彻大悟的智慧。"这或许正是"大报气象"与"小报风格"的分水岭，也是所谓"大报记者"与"小报记者"的分野所在。
说到记录历史，如约翰·里德、埃德加·斯诺、普利策、我国的新闻前辈范长江等，皆可资楷模。因准确地把握并忠实地记录了历史前进的方向，在记录历史的同时，他们的名字也被记录在了历史中。说到新闻启蒙，从康梁到章炳麟、胡适之、鲁迅等，尚有未竟的事业需后来者赓续并弘扬之。
要之，笔者所理解的作为一名有良知的记者应持有的新闻理念为：关怀制度安排，弘扬人文精神。在这里，制度安排其实是实现人文理想的前提、条件或手段，而人文理想才是我们真正要抵达或实现的目标，因为，我们所要关怀并选择的所有的制度安排只是为了导向一个目标--所有人都能啜饮公平的雨露、沐浴正义的阳光，所有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所有人都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曾几何时，一份名为《南方周末》的报纸出现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始孤独然锲而不舍地践履这些理念。一句句深深打动我们的话语从此便镌入我们的心底--"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流在你的心里" ......
多少年来，这种新闻理念的践履者虽则不够壮大却也不乏其例，王克勤应算一个，卢跃刚、方进玉等亦在此之列。当然也理应包括以秦晖先生为代表的以专栏作家形式出现的"自由左派"们，他们在政治层面上主张民主，在社会层面上倡言公正，应该说以独立的民间立场体现了社会的良知。这些践履者们在某些时候可能会比较艰难，但在他们的身后有无数双或期盼、或感激、或支持、或关切的眼神。
真正有良知的记者或曰新闻人，应记录真实的中国，并以其人文理想推动中国的文明与进步。他们可能会创造出与他们所负载的使命相匹配的巨大的价值，但他们自己几乎注定要度过清贫甚至多舛的一生；他们多在为理想而拼搏，并未奢求个人能从中获取多少功利。如果说他们有奢望的话，也只是奢望与民众一起分享文明与进步的喜悦，正如卢梭的思想催生了法国大革命，卢梭却只能在天国歆享革命的献果。更有甚者，作为布道者的耶酥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偷天火给人类的普罗米修斯被锁在了高加索山的悬崖上，而在他们的身后，基督的教旨让人们博爱，不息的火种引领人们走向光明。
神和巨人的光芒或许离我们遥远了些，那就让我们做历史忠实的守望者和记录者吧。请相信，历史的回音壁不会永远沉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