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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6日由《中国经济周刊》杂志社、搜狐财经频道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北京万水电子信息有限公司联合主办“国企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下面是听众提问。
问题:中国企业改革能不能用三权分立?
任玉岭:你讲的三权分立制我还没搞清楚哪三权。
问题:经营权、监督权、审计权。
任玉岭:我们的公司法财务的审计每个公司是独立的。管理是总经理不是产权的所有者,董事长是代表产权所有者,处于法人地位。我觉得现在的公司制实际是这样的。但是刚才我也跟郎参事讲了,因为我们很多国有企业是党管干部,由组织部任命。这些问题不是我们在这儿说能解决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问题:四项基本原则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现在很多工人下岗,不光没有领导地位,连生存都有困难了。
任玉岭:作为共产党来讲他本身的性质还是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应该说他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从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现在存在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怎么解决,我很同意杨教授讲的意见,我们大家要代表弱势要去呼吁,我想我们呼吁得多了,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因为我们在座的将来可能你们当总理、当总书记,但在现阶段我们只在这个场合呼吁是不够的,还需要写文章,在适当场合下做政协常委,在会上还可以提,不断地呼吁。但是最终还取决于中央的最后决策。
刚才我是用郎顾之争,为什么95%的群众站在主流经济学家的对立面?主流经济学家就无限地推崇效率,包括现在很多人说中国有三个城市圈就行了,把珠江三角洲京津搞好就够了,他们举例说明美、日都是三个经济圈,实际这些都影响着我们的经济决策,甚至可能影响到我们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好象正在这么做,我觉得这都是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昨天我看一个电视剧,有一批军队被日本人抓去当劳工,他们的头说该忍耐的时候要忍耐,渡过这一段想办法。
所以我们光发表激情也是不够的,我们要想办法逐步地做深入、细致的工作,从各方面做深入、细致的工作,唤起各方面的支持。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外地我也走了好多地方,他们都认为现在的中央领导是亲民、亲政的,但各部门在执行的时候,偏差太大。所以我觉得需要做深入的工作。比如财政国家每年以20%的速度增长财政,这个财政究竟怎么使用?能否透明?现在我们说公共财政要用到保证弱势群体上,但是不是用到了?用了多少?今年我就查了一个数据,比如说对农业,喊声很高,我们增加了20%,因为中央提出要把农业作为重中之重,但我真正查了一下我们的财政开支,中央财政对一些事业单位的开支增加了121%,比三农不知道多了多少倍,所以这些问题谁来研究值得研究。
杨帆:我插一句话,这些年来片面鼓吹效率第一就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误导是难辞其疚,效率第一在八十年代是有用的,尤其用在产权问题上。研究公平与效率这也是理论与逻辑问题,能否说效率高的人把效率低的人产权拿走,这种结论恰恰是穷人要剥夺富人,因为我发现穷人比富人效率高。在大学里穷孩子学习得特别努力,家里富的孩子吃喝玩乐,有钱人花钱多,比较浪费吧。那么穷人是否可以把富人的钱拿来?那不正好成了要革命吗?自由派最反对革命,整天帮着有钱人说话,那么有钱人赚钱的时候效率高,但到他儿子那辈是否穷人把富人的儿子剥夺?所以效率第一是法西斯的口号,绝对不能成为效率第一,这个东西非常奇怪,在任何一个有信仰的国家都没有人敢提出这个口号。这只能在八十年代改革初期能提,也不是说开始就不能提,因为那个时候计划经济太讲话,平均主义太厉害,现在早已过了这个时期。
任玉岭:这届执政仍然提出效率优先。
杨帆:我不同意这个说法。我看你们家钱多,我们家钱少,我比你有效率,那我就可以抢你。效率低也是人家家的钱,而且效率高低也没人评价。这样下去中国就成黑社会了。
李开发:谢谢两位嘉宾精采的回答。限于时间关系,如果有朋友还要提问题可以个别交流。感谢大家的光临,今天晚上的国企改革研讨会新书首发式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 责任编辑:飞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