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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报记者 李卫玲 发自北京
●中国实施了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从明年起将转向“双稳健”
●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转型退出，执行货币政策的效率势必大大削弱
●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充分发挥协同效应，才能使过度失衡的投资和消费比例调整到一个合理的水平
作为宏观调控的两个主要工具，明年我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首度携手，共同奏出“稳健”和音。
12月3日至5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明年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在巩固宏观调控成果的同时，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
分析人士认为，中央此举是希望财政和货币两个政策能够充分发挥协同效应，使过度失衡的投资和消费比例能够调整到一个合理的水平上，从而解决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些深层次问题。
自1998年以来，中国实施了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使经济度过了难关，而且使经济维持了较快的增长速度。但结果是，投资率逐年上升，消费率却逐年下降。
今年10月底，央行九年来首度加息0.27个百分点。央行此举被海内外很多人士看作是央行启动市场化调控手段。与此同时，就有分析人士开始对实施了多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协同效应开始质疑。
这种看法认为，如果扩张性财政政策不转型退出，执行货币政策的效率势必大大削弱。因为央行很难对扩张性财政诱导的行政性投资过热产生紧缩作用，最后受到紧缩影响的却是市场主导的投资行为，从而使全社会投资效率进一步下降。
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
针对此升彼降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如果对这两条曲线认真研究，就会看到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也会看到中国经济的风险，也就能够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取得的成效还是阶段性的，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和问题仍然比较突出，还存在不少长期积累、制约全局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那么，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到底存在哪些矛盾和问题？
财政部部长金人庆指出，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已取得了积极成效，初步消除了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避免了经济出现大的波动，保持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虽有缓解，但基础不巩固，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主要是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机制尚不稳固，固定资产投资反弹压力很大，能源、运输等瓶颈约束依然突出，物价上涨压力明显增加。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2002年，中国的消费率已降到改革以来的最低点，为58%。2003年消费率进一步下降到55.4%，一年内降了2.6个百分点，消费率已经降至25年以来的最低点。
与此同时，2001年中国的投资率是38%，2002年是39.4%，2003年是42.9%。2004年1—2月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3％，第一季度是47.8％，今年上半年是31％，前三季度是29.9%。
从这些数据看出，一方面，中国的投资率是逐年上升，另一方面消费率是逐年下降。针对此升彼降的投资率和消费率，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源表示，如果对这两条曲线认真研究，就会看到中国经济的深层次问题，也会看到中国经济的风险，也就能够进一步理解为什么要进行宏观调控。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也曾表示，在国外，消费和投资比例中，消费一般占到70%以上。但中国的消费比例才达58.3%，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比例。这表明如此高的投资增长和经济增长并未进入到最终消费。
吴晓灵认为，改革开放前，经济出问题就是没处理好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在最终消费没有大幅度增长的时候，前期、中期投资增长会加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姚景源表示，如果没有消费提供支撑，投资就可能在带来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产能闲置、产品积压、效益下降，最终肯定会造成经济的大起大落。所以，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把过热的投资压下来，另一方面还要把不足的消费提上去。
吴晓灵曾于2003年底在北京一个论坛上指出了中国经济结构存在的四大问题，消费和投资比例不太合理是其中之一。
投资和消费失衡的原因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协同，已经导致经济杠杆的市场传导机制错位，政策合力没有形成
1998年以来，为了应对通货紧缩趋势的阶段，中国借鉴美国罗斯福新政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即扩张性财政政策）。从1998年到2004年，7年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达9100亿元。
9100亿元长期建设国债的持续发行，有效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每年拉动GDP增长1.5—2个百分点左右，推动了经济结构调整，有力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但实施了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果是，投资率逐年上升，消费率却逐年下降。
诞生于美国罗斯福新政实践基础上的凯恩斯理论认为，在经济处于严重萧条或衰退的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扩张性赤字财政政策，如扩大政府支出、削减税收、发行公债等以增加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实现充分就业目标。
但由于我国当时的税收基数低，没有减税空间。所以，1998年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内容里没有减税，只有扩大政府支出和发行公债的主要内容。自2003年起，我国当年发行的长期建设国债开始缩减，比2002年缩减100亿元，2004年又缩减300亿元。
同样，中国的货币政策也是倾向于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原理。有专家认为，从实际效果看，过去几年我们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效应并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信托与基金研究所理事长王连洲曾指出，货币政策方面，刺激投融资的效应不能持续，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能力仍然较差，由于资金始终短距离循环，千家万户争抢、分割基本固定的利息收益，尽管促使票据业务出现了繁荣，但虚拟经济中也积累了大量的风险。
财政政策方面，国债项目的后续资金缺乏必要的融资手段，尤其是国债项目中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带动相关投资的积极跟进，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作用远未发挥到位。集中起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协同，已经导致经济杠杆的市场传导机制错位，政策合力没有形成。集中在一个现象上，就是一方面银行存款增长很快，另一方面投资质量不高。
王连洲认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缺乏协同，可能导致经济运行中出现两个“两张皮”。第一个“两张皮”是投资结构的两张皮。国债项目支持基础建设，而来自银行资金支撑的信贷项目则支持制造业和消费热点，二者关联性很弱，经济杠杆无法确切感知投融资市场的动向。
第二个“两张皮”是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两张皮。进入2003年5月以后，从投资规模上看，经济似乎有过热的迹象；从物价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变化看，经济似乎又偏冷。这个“两张皮”使得市场和管理部门对宏观经济运行状态的判断出现很大的分歧。一时间，我们无法判别下一步经济究竟会过热，还是会继续紧缩。
在此背景下，我们看到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短期操作手法上的矛盾：一方面，国债继续加大发行量；另一方面，货币回笼力度也在加大，一些旨在缩小信贷规模的政策，如提高准备金率等相继推出。宏观经济运行出现这样的态势，值得警惕。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我国货币政策大致分为几个时期：从1996年到2000年，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处于低谷，为刺激经济增长，在较短的一年多时间内进行4次降息，同时恢复公开市场操作和两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从2000年到2002年8月，此时期的货币政策意图应该说仍是稳中偏松的时期。2000年，尽管M2的同比增长率12.3%，但信贷的同比增长率却进一步下降到6.01%的水平，出现了亚洲金融危机后近6年的最低历史水平。期间，消费物价指数为0.6%，通货紧缩的现象并未完全消失。
从2002年9月到2003年，可以概括为通货适度紧缩的时期。面对此时期货币、信贷的增速加快，央行频繁进行公开市场操作，收缩信贷；其间还将存款准备金率提高1%，配上窗口指导及其他有力的行政性影响因素，使得2003年四季度货币、信贷增长势头得到控制。但也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贷款增长速度高于货币增长的现象。
自2004年以来，央行在宏观调控过程中，采取了三个步骤。一是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的上限由规定利率的1.3倍扩大到1.7倍，农村信用社扩大到2倍。该项政策2003年末启动研究，于2004年1月1日正式实施。
二是调整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分别上调了0.63和0.27个百分点，同时宣布再贷款利率调整普遍适用于新老再贷款，并对一些老的政策性再贷款做了一些特殊的豁免规定。该政策于2004年初启动研究，并于3月25日实施。
三是这次利率调整措施。从10月29日起，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均上调0.27个百分点，同时放宽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上浮区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城乡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上限扩大至基准利率的2.3倍，允许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下浮。
积极财政政策转型
明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更加注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2003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经济开始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也出现了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增长过快等问题，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制约越来越明显，并带来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的局面。同时，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连续多年减产，粮食供应靠挖库存维持平衡，粮价逐步攀升，带动了居民消费品价格的明显上升，通货膨胀压力逐渐加重。
金人庆表示，积极财政政策的实质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当通货膨胀逐渐成为影响宏观经济发展的压力时，继续实施这一政策，不仅不利于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过快增长，甚至易于形成逆向调节；不仅不利于减缓通货膨胀的趋势，而且易于加剧投资与消费比例失调程度，加大经济健康运行的风险和阻力。因此，积极财政政策应当适时转向。再加上目前投资规模很大，社会资金较多，也有条件调整财政政策的取向。
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经济又并非全面过热，经济社会发展中还有农业、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许多薄弱环节亟待加强，而且没有强烈信号表明近期会发生高通货膨胀，因此，积极财政政策不宜一下子转向紧缩的财政政策。
据悉，早在2002年，财政部就提出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的问题，但来自国家发改委的一些“支持积极财政政策”的看法延缓了这个退出过程。如果是因为国家发改委由于掌握着国债项目的审批生杀大权，而不愿意积极财政政策淡出的话。那么，这个问题随着投资体制改革的进行，现在已经得到解决。
今年7月19日，为了巩固宏观调控的成果，国务院颁布《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对投资体制进行改革。该《决定》规定，政府对企业投资项目一律不再审批，分别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传统的审批制适用于所有投资项目，今后的审批制只局限于政府投资项目。据国家发改委的数字，今后只有10%左右的项目要继续实行审批制。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落实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时，要充分体现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要不断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能力，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明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都要更加注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
稳健财政政策内容
稳健财政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说来，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16个字
金人庆表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宏观上既要防止通货膨胀的苗头继续扩大，又要防止通货紧缩的趋势重新出现；既要坚决控制投资需求膨胀，又要努力扩大消费需求；既要对投资过热的行业从紧，又要着力支持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薄弱环节。
稳健财政政策核心是松紧适度，着力协调，放眼长远。具体说来，要注重把握“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16个字。
控制赤字，就是适当减少财政赤字，适当减少长期建设国债发行规模，近期中央财政赤字规模大体保持在3000亿元左右。同时随着GDP的不断扩大，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也会不断下降，预计明年将降至2％左右。
调整结构，就是着力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国债资金投向结构。资金安排上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有促有控。对与经济过热有关的、直接用于一般竞争性领域的“越位”投入，要退出来、压下来；对属于公共财政范畴的，涉及到财政“缺位或不到位”的，如需要加强的农业、就业和社会保障、环境和生态建设、公共卫生、教育、科技等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不仅要保，还要加大投入和支持的力度。
推进改革，就是转变主要依靠国债项目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按照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原则，在继续安排部分国债项目投资，整合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保证一定规模中央财政投资的基础上，适当调减国债项目投资规模，腾出一部分财力，用于大力推进体制和制度改革创新，为市场主体和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宽松的财税环境，建立有利于经济自主增长的长效机制。
增收节支，就是在总体税负不增或略减税负的基础上，严格依法征税，确保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同时严格控制支出增长，在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上花大力气，下大功夫。
在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中央财政将通过积极运用财税政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增加转移支付等措施，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支持力度，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长期建设国债投资也将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和中部崛起，支持老、少、边、穷地区加快发展，重点保证青藏铁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南水北调等在建重大项目建设。
此外，从明年起，中央财政还将采取以奖代补等方式切实缓解县乡财政尤其是中西部县乡财政的困难。
明年货币政策取向
明年的货币政策首先要完成宏观调控机制，保持合理增长，保持货币市场和利率的基本稳定
明年实施稳健财政政策后，很多人士都认为财政政策的转型，会有利于央行加息的调控手段能打准“靶心”。那么，央行明年继续执行稳健货币政策要做什么？
中国人民银行12月6日提出，2005年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宏观调控，继续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加强和改进外汇管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进一步提高中央银行金融服务水平，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健康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日前表示，明年的货币政策首先要完成宏观调控机制，保持合理增长，保持货币市场和利率的基本稳定。如果宏观形势发展平稳，央行不会采取更多更激烈的宏观调控做法。
吴晓灵透露，明年的货币政策取向有四：一是完善金融调控机制，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二是稳健发展资本市场，舒缓间接融资压力，促进企业微观运行机制的完善；三是加快推进金融企业改革，完善治理结构，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四是完善金融立法和配套改革，为金融运行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明年，同奏“稳健”主旋律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能否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我们将拭目以待。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