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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势造英雄，是时势把我推到前面去了。国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舞台，这是历史的机遇，我抓往了这个机遇。
离开了政府就算退休，是一种过时的理念。我去博鳌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平台，让全球了解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世贸组织被比作经济联合国，实际上，在一般情况下，它对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影响，远比联合国对一个正常国家的政治影响大。改革开放的中国，徘徊在世贸组织之外，对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也跟一个大国的地位很不相称。一度，加入世贸成为中国人的一个心结，一个中心话题，举国争说，媒体天天有这方面的新闻。前方的谈判桌上的每一丝动静，都牵扯着国人的心。经过十余年艰苦的努力，经过难以细数的周折，“黑发人都谈成了白发人”，3年前的12月11日，入世终于成为了现实。
龙永图，作为中国复关及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众望所归，受到国人英雄般的欢迎，也受到媒体明星般的待遇。功成名就之后，他退出外经贸部副部长职务，出任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这同样是一个出镜率高的角色。
三年时间悄然而过，根据中国的入世承诺，实现全面开放的时间正在到来。而在此期间，中国商品在国际上频繁遭遇反倾销的不利地位，在媒体上又出现了某些入世承诺“过度让步”议论。入世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从政府行为到经济运作。12月11日，中国入世协议生效三周年的日子，也是龙永图接受本刊采访的第二天，新华社消息认为，我国加入世贸组织3年，出现了“5大变化面临8个问题”，概括了三年来的正面成效和正在面临的挑战。
此间，龙永图几乎每天都在媒体上出现，他穿梭各地演讲，高屋建瓴地解读正在发生的现实和展望未来的走向。他的行程非常紧张，抽不出完整的时间，经过几天的预约，终于在12月10日上午，在他刚完成一个演讲后，于广州东方宾馆接受了南方人物周刊采访。
而当天下午，龙秘书长还要在深圳演讲。对于一个人物报道来说，这点采访时间似乎比较勉强。采访结束的时候，龙永图说，接下来再沟通，“我可以补充很多细节”，可是，由于截稿时间的关系，这个想法后来也没法兑现了。
但是，龙永图很会跟媒体打交道，应该说，在穿西服打领带的新一代部级干部中，龙永图可能是在非政治场合与媒体打交道最多的人。一方面，他有他固守的东西，不随媒体的预设调动，另一方面，他也很容易抓住问题的要领，让人感到他激情而快速的思维，也令人联想到被媒体广为报道的那些他在国际商业谈判中的凌厉风格。
对于龙永图来说，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时刻，他在人生峰巅时期完成的事业，正在改变中国的现实。面对采访，他感慨系之地回溯了他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洋务派”的出生环境和精神血脉，也澄清了目前媒体上莫衷一是的言论。
“国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舞台”
人物周刊：中国加入世贸三周年（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入世文件）了，你是为此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今天，你已经以另外的身份在工作了，你认为你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做了什么？你怎样评价你的工作？
龙永图：时势造英雄，是时势把我推到前面去了。国家给了我一个很大的舞台，这是历史的机遇，我抓往了这个机遇。
但是，历史已经过去了，不能老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来说当年的事情，往前看嘛，入世三年，既是一个阶段的结束，也是新的历史的开始。
人物周刊：近来，面对有人批评中国在“入世”承诺中对反倾销条款做了过度让步，你的回答是“不”，你说“任何事情都要从大局出发，在这方面，我和我的谈判团队没有任何遗憾”。你还说“如果某些反倾销条款的让步对中国经济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我个人愿意为贸易付出的代价承担任何责任”， 但“中央的决定完全正确” 。媒体上有文章批评说，“你负得了这个责吗？”，问题是，对于入世谈判这样一个复杂的工程来说，事后看起来有个别遗憾，或者当时看不明白的地方，不是可以理解的吗？你为什么要这样“大包大揽”？
龙永图：那是一时的表达上的问题吧。我觉得不能断章取义嘛，当时的语境是，开一个记者招待会，一个记者插问，对入世三年有什么评价，我就简单地讲，入世三年，证明中央的决策是正确的。记者马上又问，那几条不利条款，也是正确的吗？我不能讲那三个条款中央的决策是错误的，我只能这样讲，如果有什么后果的话，只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我说应该看上下文，记者的报道应该全面，不能抓住后面几句话。实际上像这样大的事情，确实不能也不需要一个人来承担。但是，在当时的上下文中，我刚刚说完中央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他提到不利条款，我不能讲中央的决策是错误的。
人物周刊：问题是，“不利”也不见得不正确，是吗？
龙永图：那是一种着眼长远、利弊权衡的结果。
人物周刊：有一篇报道你的谈判风格的文章，从行文看来是出自第一手的采访，文中往往把对手描绘得很不堪，在那一篇报道中，至少说到你三次愤然离席而去，还有几次落泪，还有“把老美赶出会谈室”，叫他“学会了尊重与礼貌再来”的描写——好像你是一个很情绪化的人；在差不多的时间，又有一篇报道却是这样写的：“龙永图自称在谈判桌上是属于那种‘比较心平气和的人’”。到底哪一个是真实的龙部长，或者两种情况是怎样统一在你身上的？
龙永图：中国入世的谈判这么长，没有哪一个国家有我们的谈判这么艰难。在漫长的谈判过程中，认识也是不断进步的，例如后来放弃了单纯的保护越多越好的想法，同时，我们的制度环境也在不断进步。
谈判本身就是妥协的艺术，急是急不来的。关键在于坚持自己的大原则，守住自己的底线。总体上来说，我是一个理性的、争取双赢的人，但一个人总是有血有肉的，有他感性的一面，我觉得这两个是统一的。说到谈判代表，各为其主吧，美国人当然是站在美国人的利益立场，但美国那么大，谈判时间那么长，各人有各人的性格，有人比较粗鲁，有人比较庄重。
人物周刊：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什么组织？如何成立的？
龙永图：博鳌亚洲论坛是亚洲的一些前领导人发起一个组织，是亚洲的一些领导人和企业家对话的一个高层平台，是促进亚洲经济合作的一个组织。对于中国更好参与亚洲经济的一体化的进程、对于亚洲各国更好地了解中国，是很重要的。
人物周刊：您为什么要辞去外经贸部副部长这个职务，转而主持亚洲博鳌论坛呢？
龙永图：说是辞去，这是对外讲的，实际上是组织上决定我去了。因为亚洲论坛设在中国，它的秘书长需要一个中国人去担任，所以当时推荐我去。应该说这个工作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延续吧。
能说我不当部长而当秘书长就算退休了？不是的，这还是一种官本位思想的影响，好像一个做官的人不做官了就是退休。比如在美国，一个四十多岁的部长，他不当部长去了一个大的公司当董事长，几年以后，他又回到政府当部长了，你说这叫退休吗？不叫退休。离开了政府就算退休，是一种过时的理念。不能说在政府干就叫工作，到了民间团体，就叫退休。什么叫退休？退休就是在家里什么都不干了。
所以我想开辟一条新的渠道来反映民众的声音，从而升华为政治决策。在多样化的社会，我们应该听取各方面意见，让民众参与管理，监督政府更清廉更有效率，这是我想做的一些探索，我去博鳌就是要建立一个大平台，让世界听到亚洲的声音，让全球了解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崛起。
人物周刊：你用多少精力担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院长职务？
龙永图：也没有用很多时间。我不是经常去讲课，但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我都要去。
作为一个国际高层论坛，需要产生很多重要的思想，重要的观点，需要有很大的智力支持，而复旦国际关系学院在全国是一个很好的学院，它的美国中心和亚洲中心都是很好的。另外，我也经常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我也会把国际上的新思想带到学校去。所以，他们请我去，是一个双赢的事情。
人物周刊 ：你现在的待遇怎么样？即便保持部长待遇，部长的收入也很低呀，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有工资吗？
龙永图：当然还是副部长待遇。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国际组织嘛，它的秘书长是有工资的。
人物周刊：有没有打算写一本自传，或者写一本有关中国入世谈判的历史书？
龙永图：哦，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我的血脉扎根在中国社会的最底层”
1965年，从贵州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的龙永图，怀抱理想来到北京。贵州乃偏僻之地，龙永图自述，他在北京第一次喝汽水，觉得味道像吃药，考虑到是一毛钱买来的，又不忍丢弃。单位给办的公车月票，他以为只能乘坐上班的一条路线，到别的地方去曾经走过一个多小时路也不去坐车。
然而就是他，后来成为中国最早搞懂国际贸易规则的人之一，成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功臣，成为中国最大的“洋务派”。
英文是做“洋务”的基础，龙永图说，由于长期用英文思考，一些同事评价他在演讲和谈判的时候，“英文比中文好”。龙永图说，他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文学，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报上发表文章，当时很想做一个作家，考上的是贵州大学中文系。但是，英文系很少人报名，学生不够，英文系的一个老师是他中学的老师，他知道龙永图的英文很好，劝他转系。说你不是喜欢文学吗，学了英文以后就可以直接读莎士比亚，读狄更斯了——应该说，英文改变我的人生。
英文第二次改变龙永图的人生，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了。当时，他已经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过学，又在美国工作过多年。有人找到他，说一位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官员，地方口音很重，很多人听不懂，但这个谈判很重要，一定要翻译好。龙永图“翻译好”了，成为他进入中国国际经济技术交流中心和经贸部的一个因素。
当然，英文只是做“洋务”的一个技术条件，最根本的一条则是爱国。龙永图说，有人说我是中国最大的“洋务派”，当然，这多半是善意的玩笑。但是，一个“搞洋务”的人怎样捍卫国家利益，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拿我个人来说，我的一切跟我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下面是龙永图自述他的“血脉”。
“我是湖南长沙郊区出生的。当时兵荒马乱，长沙经常被日本飞机轰炸，我们一家从长沙市迁到郊区一个亲戚家里面，我后来就在那里出生。
前一个月我去了我的出生地，这是为了却我父亲的遗愿。我的父亲去年去世了。从我的小学到大学，特别是后来我事业比较成功的时候，我父亲总是跟我讲，你一定要到你的出生地方，找到那些有恩于你的人。
我出生的时候是难产，我妈妈生了四十多个小时生不下来，当时觉得没有希望了，村庄里一个农民找到我家里，她说她给自己家里面的人接过生，我们没有办法了，只好让她来，我的妈妈和爸爸告诉我，她用的办法就是用脚在母亲的背上踹，最后总算救了我们母子的命。另外，难产后的妈妈没有奶水，刚好这个接生的乡亲的嫂子，正在哺乳，她就给我喂奶，成了我的奶娘。
我的父亲说，我的奶娘和给我接生的人，是我一生中的两个恩人，叫我一定要找到她们。在父亲的晚年，我的工作非常忙，经常出国，父亲说了很多次，我一直没有时间回去，父亲去世之前说，我给你说了那么多次，你都没有回去，父亲对此很不满意。
这件事情也一直搁在我心里。我上一个月回去了，在入世三周年的前夕，我才回去还父亲这个愿。
回到我出生的那个村庄，给我奶吃的老太太还在，身体还健康，我进屋去见她的时候，她正在烤红薯吃，见了我，啊她那个高兴。我们从来讲，是人民的乳汁养大的，这话对我不是个比喻，实在是这样的。给我接生的恩人已经去世了，我见到她的孩子们，也像亲人一样。
我还了这个愿。我的一生中，有这么多恩人。受人滴水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是我做人的原则。
所以，像我这样一个‘搞洋务’的人，从生命一开始，就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对我最有恩的人，就是中国最基层的人，我这个搞洋务的，血液里流的是最基层中国人民的血。”
龙永图，1943年5月生，湖南长沙人。1973年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学习，1978年到1980年在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担任外交官。1986年奉调回国。
自1992年开始，龙永图介入中国复关谈判。1997年2月被任命为外经贸部首席谈判代表，负责中国的复关及入世谈判。
2003年初，龙永图辞去了外经贸部副部长的职务，出任非官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的秘书长。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