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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非非 / 文
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十九世纪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出身世家，其父詹姆斯·穆勒亦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小穆勒自幼聪明绝顶，熟谙商道，曾在东印度公司干了三十五年，晚年从政，任英国下议院议员。虽是大经济学家，穆勒却有大哲学家一样深厚的人本主义关怀。在他看来，实现社会平等的手段，不是收入的再分配，而是财富的再分配。穆勒对财富向来不是那么热衷，虽认为人人都有赚钱的权利，但从不把财富积累看作是人生的目的和追求。
公元二○○四年年终岁末，经济学家厉以宁在某论坛上发言，指出“靠实行高税率(如高额财产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把富人降为中产者很不足取，必须坚决摒弃”。厉先生做事雷厉风行，说话也是非常果断，不喜欢留别人商榷的余地。厉先生的理由如下：“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杀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使本来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而由此产生的严重的后果是：“不仅中产者的队伍难以扩大，而且会使经济失去活力。”
对于厉先生的看法，穆勒感到很郁闷。因为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他已经就这个问题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常言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自己已经是旧人中的旧人，不宜出来指手画脚。但若不说，还真有些憋屈。
穆勒说话比较斯文，分析问题也尽量客观，不喜欢用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这多少与其国民性格有关。对于厉先生“杀富济贫”的说法，穆勒觉得有些危言耸听，但他认为对富人实行的高税率政策的确可以改善低层群众的生活。早在十九世纪上半叶，当时也有不少人反对课征所得税，他们的理由是：“所得税从富人那里拿走了本来可以花在穷人身上的钱，所以如同向穷人直接征收一样，会对穷人造成损害。”对此，穆勒也承认，从富人那里征收的税款，如果不征收的话，也许会节省下来，会转变为资本，或用于供养仆役或任何其他非生产性劳动者，用于向他们支付工资。从这个角度看，穷人无疑会因为对富人征税而受到不利影响。不过，在穆勒看来，富人能为穷人提供劳动机会，政府通过向富人征税也同样可以做到。他觉得厉先生并未很好地领会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精神，事实上，政府可以拿出一部分税款，其数额与纳税人本来要花在生产上的完全相等，用于增加社会的就业岗位。这样一来，劳动阶级不仅不会因为课征富人的所得税而丧失任何就业机会，反而有可能得到一些就业机会，至于所得税便落在了缴纳所得税的人的身上了。
说到这，穆勒突然意识到自己与厉先生的分歧出在哪儿了。他关心的是如何增加劳动就业，如何尽可能地为人们提供谋生的机会；而厉先生关心的则是其他。穆勒顿感心灰意冷，一时语塞。
就在此时，呆在一旁的霍布豪斯（L.T. Hobhouse）忍不住插话了，大概他觉得穆勒的回答不够果断。这位十九与二十世纪之交英国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对税收问题同样有话要说。
霍布豪斯的思路很明晰，他首先阐述了自己对税收的看法，他认为，税收的真正功能是为社会争取财富中来源于社会的部分，说白一点，就是一切不来源于个人努力的东西。之所以持此观点，是因为财富具有社会性。他打了比方，某些财富如城市和城市周围的地租，主要是社会创造的，只因过去时候政府处理不当，才落入私人手中。正因如此，政府应该对大地产课税。由于政府的职责是为每个公民创造自食其力的条件，所以政府应该把财富的社会成分同个人成分区别开来，把社会成分的财富上交国库，以满足社会成员的基本需要。若政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呢？霍布豪斯的看法是，如果个人忽视财富的社会因素，就会耗尽国家的资源，造成财富的单方面的、不公正的分配。
最后，霍布豪斯对厉先生的观点进行了点评，他觉得，如果厉以宁先生能够就如何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向政府提出良策，至少可以部分弥补其论证的缺陷。这时，霍布豪斯才发现穆勒已经悄然离场了……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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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