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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瑞博兹·莫西仁（FariborzMoshirian）教授任职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是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国际权威的《银行与金融期刊》（JournalofBankingandFi－nance）五人顾问组成员之一。在亚元问题上，莫西仁教授是积极的推动者，《澳大利亚金融评论》（Aus－traliaFinancialReview）的编辑曾撰文表示，“对于莫西仁教授在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扩张以及亚洲单一货币等全球化问题上的警告与思考，我们应该表示感谢。”本报记者日前就亚洲金融稳定、亚洲货币融合、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对莫西仁教授进行了电话专访。
《第一财经日报》：亚洲货币目前由于美国贬值而被动升值，亚洲应如何应对？
莫西仁：目前世界经济局势动荡不安，美元持续走低，欧元一路高歌，亚洲货币七零八落，不少国家还面临着高通胀的压力。这个时候，需要各国加强协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稳定和安全的环境，而推动各国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的一体化，则是一剂良方。
美元的下跌，意味着欧洲和亚洲的货物和服务在美国本土变得更贵，而美国的产品则变得更有吸引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便宜的美国货物会大量涌进亚洲国家。
亚洲的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方法，化解美元贬值对他们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美元贬值不能简单归纳出亚洲国家出口持续降低，而美国货物会涌入这些国家的结论。
由于汇率的变化难以预测，世界各国都致力于保持金融稳定。换言之，一国不能利用汇率来操控外贸的变化。也因此，欧洲国家能够最终达成共识：单一货币将有利于本地区的金融稳定。
亚洲国家也应该考虑欧洲的做法，建立一个共同的最佳金融系统，化解因美元波动带来的金融风险。
欧盟正在通过吸收更多成员国而快速扩张，美国也在通过将拉美纳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而扩大“势力范围”。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亚洲大国来说，要为该地区创造一个和平及安全的环境，就必须加强经济合作，建立其亚太区域的经济、金融和法律组织。
《第一财经日报》：亚洲货币应该如何合作？
莫西仁：亚洲单一货币的问题需要各方仔细讨论，从长计议，同时还必须与亚洲国家间的贸易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相结合。当该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和资源流动性更高之后，亚洲各国的货币才能行之有效地合作起来。
还有一个重要前提，那就是亚洲的中央银行能够更加紧密地合作，尤其是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协作。与欧洲近50年的发展类似，亚元的诞生也应该是该地区贸易自由和金融开放的产物。在讨论建立单一货币之前，亚洲各国需要做到削减关税、开放金融和服务市场，这些是前提条件。
欧洲的经验说明，如果亚太地区的主要国家，如中国、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澳大利亚，不能建立起一个区域性央行，不能在货币和财政政策上很好地合作，亚元之路就将非常漫长。
《第一财经日报》：亚元或者“类亚元组合”将有什么样的特点？如何分步骤地进行推进，有哪些阶段性的目标？
莫西仁：欧元的诞生则是各国央行共同设计的结果，这样各国货币彼此的汇率能在有限的幅度内浮动。
各国货币能否融合直至产生单一货币，首先要看该地区的央行能否协作起来。同时，还必须将亚洲国家不断进行改革的进程考虑在内。换言之，亚洲国家的货币能否融合，取决于以下几点：该地区能否自由贸易、资本市场是否放宽管制以及资本是否可以流动。
我的看法是，亚元的诞生应该是亚洲地区贸易自由化和放宽管制的产物，而非有意为之。
《第一财经日报》：在建立亚洲单一货币的道路上，有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
莫西仁：刚才我说到，亚元的诞生，需要亚洲国家在经济和金融方面进行一体化的合作。
此外，还需要有和谐的法律和金融系统相配合，以及建立与美联储和欧洲央行相类似的亚洲中央银行。
如果亚元诞生，对投资者和商人来说最好不过了，因为这样的货币政策能让该地区的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增加更多投资机会，从长期来看，有益于亚洲经济的发展。
此外，交易成本的降低和汇率的稳定，对该地区国外投资和区内贸易来说，将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个较大的挑战就是，如果由一个亚洲央行负责该地区的货币政策，继而通过利率政策控制该地区通货膨胀——亚洲国家们是否愿意？
《第一财经日报》：人民币如何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的一员？在未来的亚元体系中，人民币如何起到相应的作用？
莫西仁：中国近年来经济发展的速度令人吃惊，由于中国外贸的增长，加上在贸易和投资中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人民币将逐渐成为亚洲的主要货币。日本由于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强势，使得日元成为国际主要货币，类似的情况也将发生在中国身上。
当然，尽管人民币在亚洲的影响力逐渐提升，但要建立亚洲的统一货币，不能“一家独大”，不能由一国的货币占绝对主导地位。
另一个问题则考验着几个主要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建立新经济体系，不能让其他国家感觉到本国经济发展受到了威胁。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应当如何面对和处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莫西仁：目前大量资本流入中国，人民币确实有升值压力。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猛，同样也给人民币的升值带来压力。
但是，如果中国政府能在控制通货膨胀的同时，增强出口货物的质量，则无须过分担忧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外贸竞争力未受很大影响。
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要综合运用货币政策和外贸政策，保证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能仅仅依靠汇率这一种工具。
至于进口产品价格降低，是否对中国造成影响，我的理解是，政府需要加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的工作，继续保持中国市场对国外资本的吸引力，以及加强中国产品的质量，这些措施将化解进口的压力。
《第一财经日报》：如果明年中国继续保持汇率不变，如何减小和化解石油等价格高涨带来的压力？
莫西仁：油价的频繁升降，中国只能被动接受，而且受此影响的也不止中国一个国家。
就近些年来看，油价的上涨对西方国家的影响已不如上世纪70年代时的大，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已经了解到，化解石油危机可以通过多项政策的有机配合，而不再单单靠提升利率或汇率。
由此，中国政府也应考虑，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和政策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不是单单依靠调节汇率，要学会如何灵活应对油价上涨。
《第一财经日报》：您如何预测美国未来3~5年的通货膨胀走势？是否存在美国通过汇率输入通货膨胀的可能？
莫西仁：很难准确预测在未来的几年，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是否会上涨，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石油价格高企和美国庞大的军事开支，很可能在未来两年拖缓世界经济。
也就是说，如果美元下跌促使美国的出口得到大幅增长，从而加快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话，在世界经济保持目前这种增速的前提下，美国的通货膨胀将保持在适当水平。
当然，除非油价持续高企，而美国经济增速又太快，美国才会出现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而这两种情况不大会发生。
中国则应该致力于创造低通货膨胀的环境，这样才能将从美国输入的高通胀化为中国国际贸易的竞争力，继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