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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04年，中国经济事件的重中之重当推始于今年春末夏初的宏观调控。而对宏观调控的看法也有两种不同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宏观调控很有必要，非常及时。正因为中央政府及时采取调控措施，将一些已经明显偏热的行业降温，才使我们又一次避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这也为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稳定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此番宏观调控其实没有必要，既然我们搞的是市场经济，那么，企业投不投资，往哪些行业投资，都是企业自己的事情，政府没有必要站出来干预。政府动不动就出手，还叫什么市场经济？
实际上，中国国情决定了本轮宏观调控的意义所在。中国经济以此为契机，必将发生深刻的改变。
行政调控不可替代
市场与社会制度是存在固有缺陷的，如果没有外部干预，市场经济必然发生“当前与长远”、“自己与他人”、“效率与公平”的冲突。因此，对于不公平、不均衡的问题不能听之任之，国家行政的调控力也无人可以取代。
近期以来，政府本身越来越趋向于成为一个纯粹的“财经内阁”。
但是，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的体制框架并未构建完成，所以，它需要更为扎实的基础、进行众多技术性的调整。党的十六大对此定义为“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而非小修小补。
新一届政府更是一个有主见的政府，这不仅体现于政府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也体现在平衡以及协调各方利益、推动国家发展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体现在新一届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体现在建立一个更有力、更公平、更廉洁的公务人员的行政体制。
稍远一点的目标则是行政决策体制的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经济管理方式方法，全面推进依法行政。
事实上，中国经济发展不仅看中央，更主要的是看地方经济、看中国城市；而中国的行政改革则主要是看各地方的省长和市长。
人口（不含流动人口）规模在100万以上的大城市，中国共有160个。这些城市的开发权，一直都“委托”给了各省的省长、各市的市长，中央只是负责下达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年增长率7％左右的硬指标。其结果就是，中国任何一个省、任何一个大城市的发展计划都有可能关系到全局，这些发展计划的完整程度，早已不像一个城市而像一个中型的“国家”。
我们现在站在2004年的岁末回首宏观调控全过程，其实此前的2003年也并非风平浪静。
2003年春节，大年三十，在辽宁省阜新市的煤矿井下，温家宝总理与煤矿工人一起吃饺子过年。据报道，温家宝对矿工们说：“我一直想和煤矿工人一起在井下过一个春节。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老工业基地、老矿区的职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阜新市是我国“国家级”的特困城市，温总理下矿井其中所昭示的政策选择已经不言而喻。对此，最简单的解读是，新一届政府将要动用更为主动性的经济手段解决中国失业以及失业所带来的城市贫困问题。
治理通胀与提高就业如何兼顾？
近年来，中国严重的失业以及城市贫困问题正在得到最大限度的缓解。全社会已具备了由“增长与效率”转变为“公平与效率”的社会基本条件，而“完善市场经济”的目标也得到全党、全社会的认同。
城市失业人口与农村人口的贫困化成为考验新一届政府的首要课题。但是，发展经济，钱从何来？
根据目前公布的失业状况统计，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4．3％。与世界上许多国家比较这一比率并不高，但是，如果把至今还没有工作的大量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计算进去，估计实际失业率已达8％左右。与世界其他国家比较，这一比例相当严重基至非常危险。如果再把国有企业还需要减员增效的多余职工即隐性失业的部分包括进去，失业率还可能更高。另外，我国农村还有上亿人的多余劳动力亟待就业，城镇每年还有1000万左右新增劳动力面临政府的安置与就业。
这对社会稳定的威胁相当大，同时也决定了政府必须在就业政策方面有所作为。
自2003年开始，我国的物价走势便是全球密切关注的焦点，据测算，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短期的波动区间应是3％～5％的增幅。
进入2004年，继6月份ＣＰＩ达到5％，7、8、9三个月ＣＰＩ都超过5％——ＣＰＩ连续4个月突破5％，闯过了“国际警戒线”。
此前官方与学界的观点还认为，今年ＣＰＩ会是“前高后低”，“3％就是高点”，而且，绝大多数人认为“物价不会继续上涨”。产生这个错误判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对就业的关注度还远远不够。
很多人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往往是因为忽视了中国自己的国情。中国的ＣＰＩ指数既受投资膨胀、农产品价格影响，也受到对外贸易以及生产要素价格的影响，比如原油价格。
要素市场化严重滞后
中国经济最强大的推动力是源于一个深层次的背景，这就是中国的“要素市场化”进程严重滞后，这是一个缺陷，但也是一个机会。当劳动力价格过低，并得不到彻底改变时，市场自身就不能对投资冲动进行有效抑制，经济发展就永远走不出计划的“迷宫”。
地方政府还有民营企业可能都会有极深的体会：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价格，在中国被严重低估了。
中国劳动力价格过去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如果承认这一点，那么价格本应因逐渐增高的消费物价而升值，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说到底，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是畸形的低价。就业率的背后是人的尊严，通胀率的背后是资源垄断，社会由此发生“两极分化”。
与此同时，导致要素价格被严重低估的核心原因是要素的市场化程度太低：我们的土地一级市场被政府垄断；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和汇率受到央行控制；政府保护职能的缺位，多年严重的通货紧缩，这些都使得劳动力市场无法实现真正的市场化。换言之，资源价格全是政府确定，这一切均使生产要素的价格不能真实地反映其稀缺性，而严重偏离市场均衡价格。
实际上，生产力的市场化改革是“十六大”完善市场经济的着力点。中央高层领导曾经多次指出，“必须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矛盾，保障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地发展。”
土地管理方式改革、资金市场化、劳动力保护和资源市场化已经或者正在被纳入长期的政策重点，这必然会对要素价格、对物价总水平产生影响，从而进一步推进就业。
对此，外部因素的影响也有强烈的反应。在过去一年内，纽约期货交易所原油期货的震幅达到90％，最重要的原因有三：其一，原油需求由于工业深加工的异地化、全球化而快速增长；其二，近乎疯狂的期货投机导致的“市场溢价”；其三，美国超发的、且没有真实财富背景的纸币大量投放于国际市场。
对于基础经济，货币的作用至关重要，这是任何动力均不能替代的内容。
对此，我们完全可以做一推论，今年以来的石油价格投机，其真正根源并不在于产品的供应不足，而是由于西方某一主要货币本身的“泡沫”所引发。
由于多种货币的存在以及中国贸易总量的规模，当前全球的贸易体制有可能会面临一次相当级别的市场变革。因为，当原油的“崛起”替代了贵金属的“本位地位”后，资源紧张就成了全世界的问题。
经济学认为，在绝大多数经济体系中，ＣＰＩ指数将受食品以及能源的强烈影响。比如，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也一直与石油价格呈现“负相关”的关系。
要素价格低估将成历史
虽然劳动力短缺不可能成为一个长期现象，但今年出现的“民工荒”折射出我国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开始出现变化，这是一个好现象，它将促进劳动力价格向其真实价值靠拢。其他要素价格亦然。
在一切资源之中，人力资源最重要。
当自然资源不足时，市场会起到调节作用——人们将学会节约，并很快找到替代品。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经济发展过于消耗资源，人类自己的浪费行为导致了资源相对紧张。
因此，如果说资源不足将导致经济出现问题，那就不仅仅是制度的问题，不仅仅是因为过于依赖消耗资源的经济发展制度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
西方国家的人力资源、特别是具创造力的“人力资源枯竭”比自然资源的枯竭更加可怕。2004年10月，西欧某国的商人为了三美元的差价，放火烧掉了成批成批的中国鞋子，鞋子只是表面问题，深层次的原因是人力资源的竞争。
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已经开始出现了全国性的“民工荒”，并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上涨。
最近，浙江省在酝酿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上调幅度为15％～20％左右。珠三角地区和苏锡杭等地企业已相继调高了民工工资，幅度在10％～30％之间。
目前民工工资上涨只是劳动力价值调整的一个开始，笔者预计，其调整的幅度会比较大，时间将比较长，范围也有可能比较广。“中国人工不值钱”的时代将成为一段不光彩的历史。
与此同时，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也将使明年的“资金价格”有所上升。
人民币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深化改革、改善投资环境的必然结果，本是宏观调控主题中应有之意，何时实现只是时间问题。
10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这个决定本在情理之中，时机却在意料之外。但无论如何，人民币利率市场化终于迈出了重要一步。
不论是从维护国家利益角度，还是从外部条件看，2005年最应该、也最适合对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行适度改革。
综合经济总体运行情况分析，改革的结果不一定只是人民币资金价格（包括利率和汇率）都有所上升，也有可能会下降。如果明年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和资金等要素价格继续上涨，那么，人民币的坚挺就是一种比较实惠的选择。
在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间平衡
当市场中的资金开始向上集中的同时，风险也在向上集中。由此，一些主张以“适度通胀拉动就业”的观点，逐渐退出大家的视线，调整利率与汇率开始成为最热门的市场话题。
判断国家经济运行是否过热，不能只看一个指标，而是要观察多项指标是否“背离”。比如ＧＤＰ、国家财政收入以及ＣＰＩ。假如ＧＤＰ增长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而ＣＰＩ又高于ＧＤＰ的增长率，我们方能认定经济出现过热。
从统计数字看，2003年我国ＧＤＰ增长9％；财政收入增长20％；而ＣＰＩ只有年末才达到3％以上。故中国经济的症结既有“总量失衡”，也有“结构的不合理”。市场可以直接感受到的事实就是煤、电、油全面吃紧。因此，把能源短缺完全归因于近年来高能耗产业的突飞猛进，并不反应问题的本质。
从供给方面看，煤、电、油的短缺的确可以说是高能耗行业发展过快了；但同一个问题，若从需求角度看，却又可以说是能源发展滞后所致。
对此，我们也面临两种选择：一是截长就短，压制长线需求，求得近期“平衡”；二是补足短板，以求远期“平衡”。
最近，大家看到了消费的适度回升，这归功于适度通胀，特别是地方政府进行了各种努力，拉动了就业，并推进了地方经济平稳发展以及产业升级。
照理说，补短线以求长线平衡本是治本之策，是积极的平衡。但困难在于，补煤、电、油的“短板”并非一日之功，远水难解近渴，“补短”虽是长久之计，可是“不压”长线，眼前的局面就很难支撑。
事实上，通胀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
10月底央行升息以前，宏观调控一直没有真正运用价格杠杆、成本杠杆以改善市场资源的不足。原因有两个：一是央行看不太清楚到底有没有通胀。多年以来，中国通胀率都比较低。上届政府把ＣＰＩ压到3％以下。但是，根据“宏观调控曲线（菲利甫斯曲线”，通胀率与失业率本身有一种“叠加关系”，即社会容忍指数信心＝通胀率＋失业率。社会预期不变时，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就会上升，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资源投入过少，直接导致就业不足。
以今年上半年的数据计算，短期通胀每上升一个百分点，我国就业人口可以比较轻松地增加400万人，同时企业尤其是上游企业的绩效大增。
问题在于，当ＣＰＩ指数一旦突破5％的国际警戒线，我国居民存款的理论损失将达到7000亿元，而政府增加的就业补偿将在800亿元左右。不可“平移”部分6000多亿元。这一部分，有人认为是转移给了外资和内资。其中的大头是央行在本次宏观调控中少投入的部分“增量”，规模大约在3000亿～4000亿元左右。
多变的市场考验调控智慧
根据“宏观调控曲线”，中央政府能够精确调控地方经济吗？实际上，在传导正常、市场化发达的领域，政府很难如愿以偿。
以房地产业为例，大家就可以看到宏观调控曲线的“成本平移”作用。按一般分析，房地产业本是国内经济过热的根源和“火药桶”，但在本轮调控之中，房地产受到的影响微乎其微。被市场常常引用的数字是：1～6月，房地产开发投资累计金额为4924亿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28．7％。“121号文件”发布一年以后，房地产业尚能取得如此业绩，这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不仅如此，房地产开发投资现在还在超增长。对此，有官方的评价为证：“成果还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基础不够稳固。”
对于这样的行业，如果不考虑价格构成、不考虑房地产投资规模、不考虑土地储备及其资金占用、不考虑开发商的资本金和融资来源、不考虑开工面积和销售面积、不考虑商用和住宅的产销情况、不考虑空置率的变动情况、不考虑购买力评价问题、不考虑物业税和土地所有权市场化问题——我们有资格谈论经济“软着陆”吗？
此外，钢铁、水泥与煤炭三大行业的大干快上，倘若从局部和企业层面看，似乎无可厚非。毕竟，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要有成本与代价的。例如，要想解决中国煤矿行业的安全问题就需要多方面的努力。
中国能源结构的变化也是如此。市场优势与市场缺陷都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要想改变决非易事，对此，我们很早就有一个非常形象化的说法——叫做“坚硬的稀粥”。
消化“硬粥”也有两种思路。其一是积极思路。对中国的增量前景较有信心，认为经济发展的目的应是优化资源配置，扩大企业经营规模，以企业的升级换代提高生产率，积极应对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市场竞争的挑战。
积极思路主要表现为寄希望于“要素市场”的配置效果，当然，这种观点并不否定民营经济，并期望通过市场机制发展民营经济，以推动“不经济”的国有企业适应市场。
其二是消极思路，消极思路主要是“挟洋迫改”，对于市场在资源硬约束条件下的“国际竞争力”不抱有任何希望，推祟的是“中国崩溃论”、“推倒重来论”、“通货膨胀不可控论”等等。消极思路更多地着眼于防止经济危机、防范金融风险，以应对市场化的改革。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