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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营报》：2004年是“9·11”后国际社会继续分化组合的一年，反恐问题、核扩散问题、能源问题、地区安全问题等此起彼伏。在此背景下，各国都相应调整外交政策以谋取更有利的战略位置。你对中国目前的外交表现有什么样的印象与评价？
杨：近期以来，中国外交表现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外交大战略的重要转变。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开始主张与国际社会寻找一种“互赢”的局面，中国变得越来越积极并逐步成为国际社会中富有建设性的一员。在核问题上，中国的进步非常可观，中国在朝鲜问题六方谈判中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在人权问题上，中国开始参与世界范围的人权对话，国内的学者也加入到讨论中。在此情况下，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开始认为，中国不是那么值得争议。今年的美国大选中，中国的名字很少出现，这个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国际社会也相应地更加接受中国。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因素。中国最近几年经济增长非常快，是世界经济重要的火车头之一，这种增长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赢”创造了现实可能。比如，东南亚一些国家曾经担心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会引起外资从东南亚抽逃，进而损害到其经济利益。实际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与东南亚间的经济互补性正逐步显现出来，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企业到了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大量进口东南亚的石油、天然气、其他资源以及各种零配件，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贸易顺差在增加。因此，“中国威胁”的论调在东南亚就减少了。中国的这种经济“互赢”性在中日之间体现得更加明显，日本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末对于是否在中国投资持怀疑态度，但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把中国作为其世界战略的一部分。而且，这种企业界的变化也开始反作用于日本的政治界。日本企业现在公开站出来反对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因为这样有损日本的经济利益。
《中国经营报》：2004年，中国在两次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发挥主导作用，派出外交使团积极斡旋中东和平进程，在海地维和问题上派出了自己的警察部队。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意识体现出了中国向世界大国迈进的强烈意愿。你如何评价目前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
杨：中国过去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所在地区，现在确实朝着大国外交的方向迈了一大步，中国2004年开始参加在海地的维和行动，这种转变比其他方面更重要一些。什么是大国的标准？我认为，只有当一个国家能够在重要的关头起到领袖作用、做出让人信服的重要决策，才算得上是大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做法是令人信服的；在伊拉克战争上中国也做得比较好，中国的做法非常巧妙，没有成为众矢之的。这几年中国在一些关键点上的确处理得不错，但未来可能还有其他突发情况，在各个不同关头中国领导人做出的决定更重要。这种挑战和考验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非常强调“软”权力，他认为，国家权力不仅仅是指经济和军力的强大，很重要的是有让大家接受的建设性意见，这要经历一个过程。
另外，中国在向大国迈进的同时，要切忌被一时的发展冲昏了头。我们看其他国家的发展会受到一些启发。墨西哥、韩国在加入西方发达国家俱乐部ＯＥＣ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后，反而都发生了经济危机。日本也是这样，日本最如日中天的时候是上世纪80年代末，但是很快就是十年的经济停滞。从这个角度来讲，头脑要冷静，不管是经济政策还是外交政策都不能被成绩冲昏头脑。真正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国家，需要在不同的领域不断学习、磨合，发展太快，很多人会不适应。
我们要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周期是很大的，宏观调控是一门艺术而不完全是一门科学，这意味着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完全预测的。毕竟，中国经济本身还有一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产权受到损害的补偿问题，有关的补偿标准和政策没有跟上时代发展变化的需求，就容易引起民众的不满情绪。此外，有些东西无法预测，如“非典”的出现就显示出中国公共政策方面的缺陷。总体来讲，我们不能忽视危机的发生，中国需要具备对付一些突发性事件的能力。（特约撰稿 罗山发自美国）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