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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元旦开始，中国大陆共有88部法律规章开始施行，其中，国家级法规47部，地方级法规41部，记忆中，如此大规模集中推出有关法律规章是历史上少见的。这是不是意味着多年来改革以政策制度导向，以领导者讲话批示定航的传统轨迹，走向以法律规章为主导的建设。如果这个事实可以得到肯定的答案，那么，“摸石头”的指导方针将完成开创中国改革的历史使命，并标志着一个新的“过河”形式将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也从此将进入一个有序的新阶段，一个新时代。
还是在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最著名的理论就是“双猫论”：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的就是好猫，提出了社会发展的务实理论，到了邓小平主导中国的改革开放时代，他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论述本质上与“双猫论”一样属务实型实践，在当时计划经济的年代，制度严密思想保守，主政议政靠的是领导者的长官意志，改革没有经验可以借鉴，更没有法律的保障，邓小平创导“摸着石头过河”，希望确定改革方向坚定不移，然后走一步看一步，只要方向正确，不怕走弯路，当年，这个“务实论”力排了极左极右各种阻力，向市场经济的目标迈进。
邓小平的务实理论在实践过程中成了实际上的动力，虽然，它在对摸索中推进中国改革开放进程所产生的社会历史现像进行的是描述性论断，而不是对未来发展所作的方向性或目标性的逻辑推断，强调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和程序，但这个改革初级阶段的总设计，无疑为开启开放的大门，推动改革的措施起到了历史的作用。从提出“实践是捡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开始，到“发展是硬道理”的强化，25年来，中国的改革就是在实践为原则基础上一步一趋，坚冰不断被打破，阻力不断被消除。
然而，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路线，打破的是计划经济的旧废墟，实时走过了25年的改革之路的今天，“摸着石头过河”依然还是我们常用的指导方针，以至我们至今还是没有完整建立市场经济的原则基石。去年下半年开始，著名经济学家郎咸平剖析了一些企业产权改革的个案，提出了国有企业在改革中迷失、国有资产在改革中流失的观点，并提出了他的国企改革不完全是产权变革，要建立国企“职业经理人”制度的思路，最近郎咸平又明确提出了建设新法治主义的构想，挑战了改革开放延用了25年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
郎咸平这一防止国资流失的“一石”激起了千层浪，一场要不要继续民营化、如何民营化的争论，带出了新的思考：是继续新自由主义，继续摸着石头过河；还是创立新法治主义，强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在法律、规范的框架下指导改革。重新确定中国改革路向的讨论，成为争夺改革话语权的角力。
去年8月28日，在北京搜狐总部，郎咸平召开新闻发布会，40多家媒体的记者聆听郎咸平关于新自由主义批判的论述，揭开了学术界公开这场争议的序幕。随后《光明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出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文章，一些专家学者也纷纷加入撰文讨论，而国内不少网民对以奉行西化、市场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提出了民间的批评。香港中文大学财务系教授郎咸平表示，这是一场经过了二十五年的改革历程以后，中国到底该向何处去的讨论。
事实上，中国已经进入了经济体制的后改革时代，市场经济派成为改革的主流学术观点，中国改革的轨迹基本上就是以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为主导，该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一个包含一系列有关全球秩序和主张贸易自由化、价格市场化、私有化观点的理论和思想体系。郎咸平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后期，主流学术界认为新自由主义完善了改革的理论体制，但实际上，“在没有法规基础上的改革，贫富差距、国资流失等大量问题浮现，最近我提出了以新法治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希望建立有法治的游戏规则。”郎咸平强调，他不是反对新自由主义，“美国现在还在实行，问题是法制缺位的中国还不具备条件。”
郎咸平指出，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总体上由新自由主义思维主导，新自由主义强调民主自由，民营经济，政府不要干预。郎咸平认为简单作出判断，认为这就能富国强民那一定是错了，因为这只是经济发展到一定富强时的结果，“我们知道，美、英、德、法、日等资本主义的强大是建立在一个法治化的基础上，法国拿破仑是创立第一部大陆法系法典，成为法国法治化的开始；德国的俾斯麦写了第二部大陆法系法典，他是德国法治化的创史人；日本的法治化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而美国是1890年哈里逊总统拟定了一部反托拉斯法，直到罗斯福总统拟定了一部证卷交易法，完善了美国的法治建设。”
郎咸平表示，这些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都反映了当时是大政府推动法治化，法治建设完成后，每一个行为都受到游戏规则的限制，你才不会在产权改革中侵犯别人或国家利益，中产阶级才能兴起，他的财产权才会受到保护，然后政府才能退出。郎咸平说：“由一个外部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学家来批判新自由主义，是因为他们的理论造成了中国社会的动荡和财富的分配不均，我们国内的新自由主义学者想把这些法治化的必要阶段都省略了，想直接跳过去到达美国的民主自由，这样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
依照郎咸平的论述，需要明确的是，新自由主义本身没有错，但应该注意的，这个“主义”是不是现在就完全适合中国﹖这个“主义”的实现需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里有一个逻辑关系。西方的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而中国是在还没有完善法治的基础上推崇资本主义，没有法治基石的自由主义会成为无政府主义，那是非常危险的。郎咸平在中国改革二十五年的历史时刻，提出了“我们需要在法治基础上实现改革目标”的命题，亦宣布了“摸着石头过河”将告退历史舞台，中国的改革应该进入一个有序化、过程清晰、目标明确的时代。而新一届政府在十六大四中全会中一再强调法治化建设的重要，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强化的是改革及社会发展路向的科学、客观、效率，这对中国未来发展是一个重要变革的信号。
到香港考察过的大陆人都有这样的感叹，香港人踫到问题都找律师，大陆人踫到问题都找领导。香港是一个资本主义地区，但又是一个法制建全的社会，找律师不是为了说情，而是按专业化的条文办事，在法治基础上寻找保护自己的途径；而大陆法治不完善，找领导就由领导批示说了算，一般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随意性很大，公平性缺乏，更不会有透明度，随着改革的深入，法治缺位带来的弊端日益显现。
事实上，中国摸着石头过河走了25年，成绩蜚声国际，代价也是沉重的，改革初时阶段，虽然会走不少弯路，但成本还比较低，中国尚可以支付，但改革后期，尤其倡导与国际接轨后，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成本在不断加大。国有资产在改革中流失多少无法统计，但据悉，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对产权转让及管理层收购等不规范，令国企管理人员藉职务犯罪频生，中国最高检察院在过去20个月内，共查办超过二万五千多名国企管理人员涉及贪污与贿赂等犯罪。在近年的国企改制过程中，一些人认为最有效、最快捷的发财公式，就是把“公家财产”变成自己口袋里的钞票。侵吞国有资产成为改革中某些人发财的大餐，全国最高检察院近期查办的贪污与贿赂案件中，就有超过四成是涉及国企的职务犯罪。
而另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是贫富差距扩大，2004年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1位，其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升至2002年的3.1。调查负责人之一、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实说，如果把各种福利因素都考虑进去，估计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6倍。与此同时，由农民转化而来的民工的收入被长期拖欠已高达3000亿元。因贫富差距而产生的社会矛盾日益严重，旧的矛盾问题尚未解决，新的问题又产生，具有改革先发优势的农村经济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瓶颈，“三农”问题集中了贫富、城乡差距，这其实都是因为过于强调摸着石头过河，而忽略了新体制、规范、法治的建设，缺乏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所致。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注重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坚持在实践中完善和发展理论，增强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性，加快理论的更新周期，虽然我们强调实践是认识的基础，但我们决不应该否定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中国改革20多年，在实践中也摸索出一些经验，现在到了将经验总结为理论，并对实践作出指导的时刻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方针在历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今后或许还继续会在某些领域起一些作用，但绝不能再作为未来改革的主旋律了。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