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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视为中国最有希望获得诺贝尔的经济学家林毅夫在上周末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上坦言,影响全球的中国经济必将造就诺贝尔奖获得者,但这需要青年学者的努力。并不无遗憾地称“30年后,世界经济学的大师会在中国出现,可惜那时我已经很老了。” 在他看来,平均每年超过8%的GDP增速已经把世界的目光吸引到中国,而这种状态还将持续30年,因此,30年后世界经济学大师一定会在中国出现。“当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中国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楚中国的问题。”(《北京晨报》1月10日)
林毅夫是笔者尊敬的一位经济学大师,特别是他所倡导的“新农村运动”,吸引了很多北大“海龟”回国并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笔者十分佩服这种务实的为学风格。然而林教授近些年来预言特别多,记得在去年九月初首届青年华商峰会启动新闻发布会上。林教授就曾预言“在未来20年至30年时间里中国很可能继续保持8%左右的增长速度,到203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最少和美国的经济规模一样大,届时世界500强中将有100位都来自于华商。”(《北京青年报》2004年9月9日)。看来林教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中国经济的腾飞与中华民族的“复兴”十分有信心。我们假设这一预言具有坚实的理论与现实依据,并经过科学的“测算”,然而笔者对林教授这一次“预言” 不敢苟同并深表怀疑:一国经济腾飞就一定能促使诺贝尔经济学奖“花落此国”?换言之,世界级经济学大师难道是特殊经济现象这一“机遇”因素造就的?
自从第一届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9年颁发给简·丁伯根和拉格纳·弗里希两位大师至今,共有53名经济学大师获此殊荣,然而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只能一年又一年地望“诺”兴叹,并“纳闷”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家家总是那么地“幸运”!众所周知,美国经济在全球化中的“角色”非同小可,所以如果按照林教授所称一国经济的全球影响力与经济学大师的诞生“正相关”这一论断,美国学界获得诺奖自然是“应该的”,然而我们又怎么能据此解释印度、荷兰、挪威等国经济学大师获奖呢?!这些国家无论从经济总是还是全球的影响力都不及中国,然而照样不“耽误”大师们的诞生!
所以说,从一国经济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及受关注程度来判断经济学大师的诞生地,这本身就是一个荒唐的逻辑悖论。同样,林教授所称的“只有中国的经济学家才能讲清中国的问题”也是主观臆断。美国从学界到政府机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层出不穷,诸如摩根士丹利公司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和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莫里斯·格德斯坦长期关注中国经济,从理性、客观地分析中国问题方面未必没有中国所谓经济学家“能耐大”。
事实上,真正决定经济学大师诞生与否取决于一国的学术规则与学者理论功底和学术修养等“内因”,而非经济增长与受瞩目程度等“外因”,更与什么“主场优势”无关。再拿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来说,扎实的经济理论与勤奋有加的为学精神是造就其“名声鹊起”的主要原因,这背后更有良性的学术规则与浓郁的学术氛围。博弈论大师纳什不幸的人生经历和执著的治学精神与普林斯顿大学的大气使得多少人深受震憾(这也是电影《美丽心灵》常受观众喜爱的原因之一吧)。美国学者的“出名”心态并不是那么迫切,而是在务实的耕耘中默默无闻,至于身后的名气,是“玉汝于成”的结果,更是“身外之物”。在美国,有人将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不同行业和职业概括为红、黄、黑三道。红代表政要们要走的红地毯,即官道;黄道代表黄金,即经商挣钱之道;黑代表博士帽,即学问之道。三道各有其不同的价值观与游戏规则。泾渭分明,互不攀比,进入哪一条道,都得遵守各道的游戏规则,不可“这山望着那山高”。而我国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从近两年被媒体曝光的一些经济学家发表的一些言论,其实是为其担任独立董事公司老板牟利的事件我们便可略知一二,更别说一些经济学家进行人身攻击等恶性事件了。
总之,林毅夫教授的预言从一个侧面给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学界鼓了把气,但真切地希望这样的“预言”越少越好,也许正是这样的预言使得本来就很浮躁的经济学人们“飘飘然”,也许正是这样的预言转移了各界对我国经济中深层弊病的注意视线。无论经济增长,还是经济学大师的诞生,靠的应该是真抓实干,靠的应该是游戏规则的完善及按规则办事的习惯,而不是别的什么。预言太多就会成为“寓言”和“童话”,不具有实践意义,更可能落得海内外有关人士的笑话。
( 责任编辑:杨茂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