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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联想收购IBM后，一大堆投资银行家揣着各种并购的名单，纷纷从国外急忙赶赴内地。众多习惯了在国内市场打拼的企业家，虽说早有“下西洋”的胆识和决心，但无奈海外市场风云变幻，一时间也只得静观其变。
仔细研究了联想收购IBM的案例后，这些原本谨慎的本土企业家们至少从两个方面提升了自己的胆识：一是有效运用财务手段可以做到以小吃大；二是联想连IBM这种PC老祖宗都敢吞下，也是时候轮到我们去海外市场看看了。于是乎，投资银行需要订单、国内企业家需要机会来证明，自己的胆识不比柳传志、杨元庆差多少，双方一拍即合尽在情理之中。
在此次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狂潮开始之际，单纯谈论海外收购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并无实际意义。因为尽管竞争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还是单位成本的竞争，而企业兼并的最大动因正是成本竞争的巨大压力。更何况，在家电、IT、手机这些极容易形成垄断的行业中，行业内的整合与兼并只是迟早的事情。
我们现在要谈的是如何更加理性地去看待这场海外收购的盛况。
中国企业的跨国营生起步于上个世纪80年代初。首钢收购秘鲁铁矿，铁道部与五矿集团收购悉尼钢铁厂，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收购香港上市银行嘉华银行，都是当年那股收购热潮的代表之作。由于当时的中国经济还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前期，因此政府意志在收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扮演着决定性的作用。国家的战略利益显然是收购所发生的最大动因。
20年时间转瞬即逝。相比于当年那些带着国家任务出海的老国企来说，担负海外战略重任的中国新一代企业家无疑更加市场化，更懂得根据市场的规律来制定自己的海外战略，也更懂得使用资本市场的工具来完成一些原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在联想收购IBM，还是网通入股电讯盈科等案例中，政府的身影仍不断闪现。而国家级的“走出去”战略也正是这种现象的最好诠释。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国家作为国有企业的大股东，刺激企业参与并购与扩张，目的是要解决代理成本问题，代理成本问题的产生是由于公司管理层与公司股东二者的利益不一致。自由现金流假说认为，在公司的并购活动中，自由现金流的减少有助于化解管理层与股东的冲突，从而避免了代理问题的产生，同时再度进行投资所需的资金由于将在资本市场上重新募集而再度受到监控。
但问题是，从中国现实的情况看，由于国家占有企业绝大部分的股权，管理层只有公司的小部分所有权甚至没有，会使得管理层偏向于依靠扩张来增强自己与股东之间博弈的力量。这将导致收购者在评估目标公司时往往过于乐观，尽管该项交易并无投资的价值，即戴着“玫瑰色”眼镜来看收购对象。而投资银行的煽风点火更加剧了这种乐观的情绪。
戴着“玫瑰色”眼镜来考察海外收购的对象，可能会忽视一些重要的问题。以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公司进军好莱坞为例，索尼和松下电器分别收购了哥伦比亚公司和MCA公司。从企业战略角度来讲，两起并购都是非常完美的交易。但是日本企业讲究文化的大统一、绝对服从观念和美国公司强烈的自我意识所产生的企业文化格格不入。致使索尼公司的投资损失高达30亿美元，松下更是将MCA转手卖给了西格拉姆。首钢在秘鲁收购的铁矿，也是由于劳工合同未能有效解决而长期处于瘫痪状态。
因此，如何摘下“玫瑰色”眼镜来看收购对象，如何找到真正适合自身海外拓展之路。在联想总部即将搬往纽约，而华为还在全球各地依靠自有渠道销售产品之际，总有一个答案会真正浮出水面。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