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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私自收取乘客的两元票款，大同市公交公司30岁的女司机杨晓梅被公司开除公职后不久，自杀身亡(据《三晋都市报》2005年1月11日报道)。闻此沉重的悲剧，笔者禁不住悲愤交加。
公交公司的一纸开除决定直接导致了杨晓梅的自杀，他们无疑要对此承担责任，即便只是道义上的责任，也足以令有关责任人愧疚终生。我愿意以非常之善意揣度公交公司开展集中治理贪污票款专项活动的初衷，我愿意相信，公交公司依照内部规定开除杨晓梅，主观上并不存在要将她逼上绝路的故意，但公交公司即便可以提出一千条理由为自己辩护，有一点他们却是无论如何也否认不了的：他们高估了杨晓梅作为一个弱势者的心理承受力，或者说，他们低估了开除公职对弱势者杨晓梅的伤害程度。
过高估计社会弱势群体的心理承受力，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或出身贫贱，或穷困潦倒，对生活对未来的期望值已经降到最低，无论多脏多累的活儿都会抢着干，无论多么恶劣屈辱的待遇都会求之不得……事实上，持这种看法的社会主流人群、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不在少数，弱势人群的存在、利益和感情，在这些精英人群的眼里是不值一提的。基于这种判断，大同市公交公司有关负责人一定坚信，杨晓梅和其他弱势者一样，属于“特殊材料制成的人”，有着非凡的心理承受力，即便被逼到生死存亡的边缘，也会想方设法以求“好死不如赖活”，所以根本用不着担心她会出什么意外。的确，如果倒退到二三十年前，杨晓梅或许是不会走上绝路的，因为她即使在那样的困境中，也还能够找到继续活下去的理由，至少她可以宽慰自己说，像我这样孤苦无助的人还有很多，人家能活，我为什么不能活？
我不怀疑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弱势人群一向具有很强的心理承受力，但社会在变化，人的观念在变化，人的心理承受力也在变化。杨晓梅们昨天可以咬紧牙关默默忍受，今天他们的境况或许比昨天有所改善，但却仍然可能变得“一双手握成拳头”忍无可忍。因为他们不单单关心像他们那样孤苦无助的人还有多少，他们更关心的是，社会上境况比他们好何止十倍百倍的人为什么越来越多？他们尤其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他们作为弱势人群不能充分享受到社会进步的成果，反而却总是一再为社会发展分担巨大的成本，一再为一丁点儿过失就遭受致命的惩罚？
事实上，不但杨晓梅这样的弱势者，大多数普通中国人的心理承受力也在变得越来越低。它说明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育和分化，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敢于并善于和各种侵权行为做斗争，虽然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代价，但中国社会一定会因此变得更加均衡，更有生气，更加富有希望。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