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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显斑驳的土墙前，人质手持护照对着摄像机镜头；旁边，头蒙面罩的恐怖分子端着AK－47突击步枪虎视眈眈……这样的镜头，自美伊战争开始后人们已经见过许多次了。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人质换成了中国人。
2005年1月18日，8名中国公民在伊拉克被当地反美武装“阿尔·鲁曼旅”绑架。绑匪要求中国政府在48小时内澄清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以及中国政府对在伊拉克工作的中国人的立场，否则这8名同胞将被处决。
同去年4月在伊拉克发生的那次“绑架7名中国公民”的事件相比，恐怖分子目标清晰，赤裸裸地发出了死亡威胁，不存在任何“误会”。这条消息，让正在准备欢度农历新年的中国人的心猛地揪了起来。我国外交部和驻伊使馆迅即展开行动，积极施救。
中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的态度，可谓举世皆知。中国政府在国际问题上总是秉持公正立场、采取超脱态度；海外中国人都是诚实的生意人、友好的援建者或勤勉的打工者，一直努力地、甚至忍辱负重地与所有人和睦相处。然而，中国人却依然遭遇如此“飞来横祸”。
事实上，即使是许多国际问题专家也很难从理论上清楚地描绘出恐怖主义的行为逻辑。他们只知道，恐怖主义不会根据合理的“成本－收益”计算来确定自己的目标，其行为只有在自成体系的一套逻辑中才是可以解释的。其实说白了，恐怖的理性就是“疯狂”———如果恐怖分子觉得，绑架甚至杀害几个人质，就可以达成目标，那么他们就会这么去做。
正因为如此，尽管近30年来，全世界范围内恐怖事件层出不穷，恐怖主义也往往无法让任何一个民族或政府屈服，但恐怖主义仍在国际社会中延续着。文明社会所公认的基本伦理、道德和原则，对恐怖分子并不适用。相反，恐怖分子正是要利用同时羞辱、践踏“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和是非之心，来达到罪恶目的。他们不但绑架了人质，他们也绑架了人性，绑架了人之为人所应有的那些条件：生命、尊严和安全。
所以，尽管中国人总是尽量不招惹别人，但最终仍然无法摆脱恐怖主义的纠缠。更何况，中国已经是一个大国，无论它愿意与否，它都必须为国际社会的公共安全承担责任。正如2002年2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王毅在慕尼黑“国际安全政策会议”上所说，打击恐怖主义是和平与暴力的较量，不是民族、宗教或文明的冲突。绑架中国公民，客观上传递的正是这样的信息。
2004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第1556号决议认定：不论恐怖主义的动机为何，在何时发生，何人所为，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严重威胁之一；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出于政治、哲学、意识形态、种族、族裔、宗教上的考虑或其他类似性质的考虑而(将恐怖行为)视为正当行为。
我们为所有遭受恐怖主义威胁的人们祈祷，其实就是为自己祈祷。人类有必要表达文明社会对其懦弱、疯狂行为的不齿和憎恶，有必要不断地重复罗曼·罗兰的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在镜头面前，中国人质依然保持着独有的平静。然而，他们的眼中，却同样流露着强烈的生的渴望。
恐怖主义，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难以根除。有人选择用恐怖行为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这是人类的悲哀。到了21世纪，还有人愿意成为恐怖分子，这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悲哀。
以这双重的悲哀为背景，但愿我们面对全球难以计数的死于恐怖主义的无辜平民的遗体，面对他们生前所遭受的凌辱和苦难时，能够用文明的方式去敬畏生命，理解生命，珍惜生命，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无论是中国人的，美国人的，还是伊拉克人的，阿富汗人的。生命就是生命，而“天地之大德曰生”。同时，我们也应以更理性的眼光，去探究产生恐怖主义的原因及去除恐怖主义的措施，去推动和平世界的早日到来。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