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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有关监管部门的高层人士匆匆赴上海，对利息税展开调研。相关人士透露，就利息税的调整，监管层内部人士已经形成提议，而这次的沪上之行则是针对此提议的一项基层调研。（1月26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此前，有关利息税“下课”的传言，终于被证实确实已被高层监管部门提上了日程，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消息。
有报道说，一位银行监管官员认为：“利息税的调整是一个好时机，因为2005年是税改的一年，将出台相关的减税措施，而2004年的财政收入状况也是不错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认为：“利息税会让负利率的缺口更大，调节利息税至少对缩减负利率是有好处的，我赞同取消，而且应该早就取消。”来自高层的声音，不断使人们预感到利息税的“下课”将很可能是今年的一个积极的经济政策，同时笔者还认为，这项政策如果出台，在现阶段将更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
解放以来，利息税曾两度被免征，每一次的变革都与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现行的利息税政策，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自1997年起连续3年出现通货紧缩，经济增长动力缺乏的形势下，于1999年为拉动内需、刺激消费而采取的一种必然的策略性选择。在随后的两年中，虽然利息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比不大，每年仅在二、三百亿元之间徘徊，所占比例不过是国家财政的百分之一、二，但是利息税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财政收入稳定的来源之一。
5年时间过去了，国内的经济社会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利息税不仅在国家宏观调控中的作用明显降低，而且，也使居民的理财方式和观念发生变化，不仅低质性的盲目投资行为有增无减，带来了民间资本混乱性流动。而且，储蓄存款余额在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居然呈现连续攀升的势头，2000年1月份，我国居民储蓄余额首次超过6万亿元，到2004年，翻了一番，超过了12万亿元。
在利息税的积极效用出现退化的时候，决策层开始反思利息税政策，应该看作是一种务实的举措。利息税“下课”不仅有利于金融体制的更加合理，给百姓增加更多的实惠，而且，从根本上说也是一个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手段。
社会的和谐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而国家金融政策的合理有序调整则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应该看到，中国的高储蓄不仅仅取决于居民的消费意愿，还与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和保障能力的低下有关，另外，正规金融市场缺乏投资渠道也是储蓄不断增加的动力之一。这些体制性的先天弊病，不可能单纯通过压缩百姓储蓄收益的方式来解决，与其如此，不如还利于民，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开支始终重负难卸的时候，让储蓄继续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障功能，让百姓得到更多的实惠，才能增加百姓对当前改革的认同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