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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0日，22岁的张凤琴和4个同伴拽着行李挤上东莞开往广州火车站的长途客车。在广州火车站广场，成千上万像张凤琴一样的外来工等待着踏上返乡之旅。
“节后到哪里去？还没有想好。”张凤琴说，她决定不回去年打工的那家制衣厂了，那家位于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的工厂天天加班到夜里零时，但工人们1个月下来只能拿到700多元钱。
东莞缺工至少30万人
返乡的工人们是否会一去不复返？这正是东莞市厚街镇慧艺鞋厂企划经理廖大军所担心的。这家中型鞋厂从去年3月份开始陷入工人不断流失的噩梦。当时1200人配置的工厂还有900多人，但此后每个月都有工人离开，现在这家鞋厂仅剩下600来名工人。
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每年春节都会有近50%的外来工离开珠三角返乡。但今年不同的是，经历了一年的持续缺工和开工不足后，数百万外来工返乡给缺工企业带来的压力形同雪上加霜。
对于像慧艺鞋厂这样的劳动力密集型企业来说，缺工意味着产能不足。厂房、流水线、机器设备和管理人员都按照当初1200人的满编配备，而工人却只有满编的一半。也就是说，产能只是预设的一半，而固定支出却高出一倍。两相抵扣，最后的收益只是满编时候的大约三分之一左右。现在这家鞋厂只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1月19日，东莞市市长刘志庚在该市经济运行情况通报会上透露，该市目前缺工30万人，较上年年中公布的数字有所增长。这项统计由各区镇劳务市场上报的企业用工需求量汇集而成。“但很多企业根本不通过劳务市场招工，实际缺工数量应该远远高于官方的统计。”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刘开明博士说。该研究所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劳工非政府组织。
红包、联欢晚会能留住工人吗
如何保证工人节后返回工厂？在以制鞋业闻名的厚街镇，无论是数十人的小厂还是拥有数千工人的大型鞋厂，老板们都不得不开始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廖大军的办法是，为返乡工人们举办一次年终聚餐，并及时结清工资。如果节后回来的话，他们还能领到假期中的底薪工资。而留在工厂过节的工人除了可以得到一个包有数十元的小红包外，还能享受一台春节联欢晚会。“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温馨的气氛，让工人们对工厂留下好印象，吸引他们回来。”他说。
但廖大军对此举能起到多大作用并没有十足的把握。按往年的经验，节后返回工厂的工人一般只占回乡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为此，慧艺鞋厂公布了一项强制性办法：每个基层管理人员返乡必须带回一个以上的工人，否则将扣罚工资奖金。
500名工人是这家鞋厂的底线。“如果工人流失到底线以下，我们就会出现亏损。”廖大军说。
为挽留员工，更多的工厂采取了强制性的办法。张凤琴所在的这家制衣厂所有回乡过节的工友都被暂扣了一个月工资。“老板担心我们节后不回来了。”她说。在缺工形势严峻的制衣、鞋帽、玩具、电子、塑胶等行业，这是一种普遍的做法。
制鞋厂从每年12月底开始进入旺季，为全球鞋业市场的夏天换季作准备。眼下正是订单充足的时候，需要大量人手。但持续近一年的缺工状况却呈现出逐渐恶化的迹象。这迫使很多工厂不得不想方设法压缩固定支出以节约成本，包括暂停闲置的流水线或者将空置的厂房再次转租。
广东省社科院企业所所长林平凡的研究显示，珠三角工厂产能不足的工厂大约占到了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那些工厂普遍盈利能力下降，而固定支出相对上升。”林平凡说。
缺工引发恶性竞争
缺工引发了工厂之间争夺工人的恶性竞争。经常有不明身份的人守在久昌鞋厂门口。“他们往往以高出10元或20元的月薪挖我们的工人，每挖走一个人，他们能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得到几百元的奖励。”鞋厂老板段东民说。更糟糕的情况是，如果鞋厂一个基层管理人员被挖走，将带走一批工人。
慧艺鞋厂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廖大军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份致东莞市委市政府的情况反映。他认为，正是那些规模数十人上百人的小工厂过多过滥，导致了对劳动力资源的无序竞争。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导致恶性竞争的真正原因是，无论规模数万人的大型工厂还是上千人的中型工厂，工人计入加班后的平均工资水平都在600元至800元之间。普遍偏低且无法拉开差距的工资水平为工厂之间互相挖墙角提供了可能性。
很多人都希望春节后外来工返城时情况能有所好转。“但问题在于，节后回来的工人就一定能满足所有工厂的需求吗？”泰昌制鞋厂老板陈照瑞说。他担心，节后对返城工人的争夺会进一步升级并导致工人工资水平水涨船高，这将进一步增加工厂的劳动力成本。去年一年来，慧艺鞋厂已两次调高工人底薪，但月均800元的薪金水平仍未能有效阻止工人继续流失。
部分工厂酝酿外迁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提醒缺工企业，月均工资如果能达到1000元以上，工厂招工即可随招随到。“但我们这个行业利润率有限，继续加薪操作空间有限。”廖大军说。缺工严重的制衣、鞋帽、玩具等行业，国际品牌商和渠道商留给中国制造商的利润率普遍只有5%到10%。
一些工厂考虑是否在节后到云南、贵州等偏远省份招工，而少数有实力的工厂已开始着手将新增流水线搬迁至劳动力丰富的内陆地区。2004年9月，缺工之势在珠三角四处蔓延之际。段东民将新开的一家鞋面厂设到了湖南省郴州市工业园。新厂很轻松地就在当地招到了300多名工人，而且工人的平均工资比东莞低50元至100元。此外，当地的厂房租金水平也仅相当于东莞的三分之一。为了承接来自珠三角的投资转移，当地政府还给予了更为优惠的税费减免政策。
基于同样的考虑，东莞规模最大的内资制鞋企业———华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也将一家成品厂设到了江西省赣州市黄金开发区。该公司计划再增资16亿元，在这里建造一个全球规模最大的女鞋制造基地。
紧邻广东的郴州市离厚街镇大约400来公里，赣州市则紧邻广东省的广州市和河源市，都处于泛珠三角经济合作圈内。便利的地理位置使得北上的珠三角投资者多选择这里开设新厂。赣州市明确定位于承接珠三角转移的服装、鞋帽、电子、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
但将工厂搬迁到这些地方也面临着一系列不利因素。首先，由于当地缺乏足够的配件供应商，制造成品的很多零配件不得不从珠三角运输。其次，制成的成品仍需要运输至深圳关口出关。投资者们不得不为此支付更高的交通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另外，由于境外采购商需要在深圳关口验货，一旦发现某批产品存有质量问题，可能也会给返工带来困难。
东莞浩成鞋厂去年在赣州投资了一家新鞋厂。“当地缺乏配套产业链条等原因，使我们增加了20%至30%的成本。”该厂一位曾姓助理说。
这些因素部分抵消了转移投资带来的成本效益。对段东民这样的投资者来说，另一个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是管理方式的调整。鞋面厂招聘的多是当地农民，让他们改变固有的生产生活习惯以适应工业文化的要求仍然需要时间。
“他们看起来非常懒散，经常不打招呼就迟到早退，晚上加班也不能超过9时。”段东民说。工人无法适应工业纪律的要求导致效率低下，产量只能完成要求的大约80%。而且，由于都是生手，产品质量也无法得到足够的保证。最初的几个月，鞋面厂产品的返工率达到了近60%。
这些不利因素导致一些投资者对将工厂转移至内地心存顾虑。综合各种因素，在内地开设工厂与在珠三角投资的成本事实上相差无几。“但关键是，在郴州这样的地方我们能招到足够的工人。如果节后缺工状况持续恶化的话，在内地有家工厂至少能帮助我们分担一些风险。”段东民说。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