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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雨珊
北京报道
“中国金融系统里，最尴尬的莫过于城市商业银行。”一位城市商业银行的行长曾这样对记者说。
之所以有此说法，只因今日全国111家城商行多由当年资产质量较差的城市信用社重组而来，先天不足。2004年，两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上万家农村信用社相继得到数千亿财政资金的“甘霖”，而同样包袱沉重的城商行除了得到一些政策性指引外，依然被遗忘在无人注意的角落里。
此时，一家外来的国际金融机构开始了对这个特殊群体的观察。
2004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委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对国内20家城市商业银行进行了抽样调查。一些模糊或幽藏的事实，重新袒露在阳光底下。
2005年1月26日，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在他那份9000字的报告上敲完了最后一个字。
“民营经济、地方财政收入等外部环境，是城市商业银行发展的关键因素。”在金融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夏斌放下正在修改的报告，简明扼要地说。
报告并不否认公司治理的决定性作用。但是，由于城商行内部治理结构在各地区并无明显差异，因此其经营绩效基本取决于外部治理环境的优劣，跟内部治理结构关系甚微。
这恰恰表明了城商行运作的低效。“都存在重大缺陷。”报告如此评价20家样本行的治理结构。
资产扩张机构收缩
2004年7月，受亚洲开发银行委托，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七八号人组成了“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研究”课题组，所长夏斌、副所长巴曙松、张承惠分别担任课题组的组长和副组长，亲自带领研究人员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范围包括三个省份的20家城市商业银行。“三个省份分别处于不同经济状况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课题组成员范建军博士说。
接下来的四个月，课题组深入各城商行，与行长和信贷员们直接交谈。同时也在各省人民银行分行的协助下，向各城商行发放调查问卷以采集数据。
去年10月，经过100多天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之后，课题组获取了许多出乎他们想象的数据，并完成了近4万字、厚达98页的调查报告。
他们发现，看似寂寂无名的城商行，暗地里却攒足了劲头迅猛扩张。从2000年到2003年的四年时间内，中部省份城市商业银行的总资产规模扩张了1．58倍，西部省份扩张了2．15倍，东部省份更是扩张了2．75倍之多。
令人意外的是，城商行迅速扩张的同时，其分支机构数量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尤以东部地区的城商行更为明显。“由于经营地域受到严格限制，城商行必须考虑在有限的经营范围内实现效益成本的最大化，所以有选择地关闭了一些没有经济效益的分支机构。”范建军说。
与此同时，这些城商行的员工数量亦保持基本稳定甚至在下降。四年时间内，东部省份各城商行的资产平均规模大致上升了近3倍，但员工平均数量基本上保持不变，其它省份的情况也非常类似。
在盈利能力、不良贷款率、资本充足率等核心指标方面，城商行的情况正在不断改善。如果不考虑历史亏损及坏账准备不足的情况，被调查的三个省份的城商行目前基本上都实现了盈利。
不过，各家城商行之间的经营绩效存在着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不仅地区间的差异日益明显，同一地区内的城商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
报告认为，单个城商行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和银行外部治理环境的优劣有很大关系，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金融当局针对城商行的各项制度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商行自身的发展，结果造成城商行的经营状况受到很多偶然因素的影响，特别是管理者个人意志的影响。
600亿坏账准备金缺口
一年多前的2004年1月1日，银监会在全国银行业内全面推行贷款五级分类。对于大多数城商行来说，这是一个难言而痛苦的过程。
江苏省一家城商行行长私下里向记者谈及贷款五级分类时面带难色地说：“原来我们行的资本充足率有9％多，是银监会内部评级的一类行，搞了五级分类以后，资本充足率降到不足4％了。”
这家银行并不在此次调查范围内，却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被调查的20家银行若按照五级贷款分类法进行计算，不良贷款率约为14％，但它们提取的贷款损失准备金仅占总贷款余额的1．25％。国研中心的报告估计，城商行应提取的坏账准备金为700多亿元，但实际上只提取了60多亿元，要补足其余的600多亿元，必然吃掉大量的所有者权益，从而影响资本充足率。
“资本充足率不足问题几乎成为中国银行业的一个通病。”报告描述道。
目前中国只有少数几家大的股份制银行实现了公开上市，一般银行企业只能依靠增资扩股和自我积累两种途径扩大权益性资本，少数银行也可通过发行次级金融债、财政注资来增加资本量，但这几种融资渠道都无法保证银行企业长期稳定地扩充资本金。由于中国银行企业长期缺乏稳定的权益性资本融资渠道，再加上近几年资产规模扩张迅猛，银行的实际资本充足率普遍偏低，在各年之间也存在巨大的波动。
报告认为，有些城商行虽然上报的资本充足率较高，但如果将它们过去形成的大量不良资产考虑在内，其真实资本充足率将大大缩水。
以中部某省为例，到2003年，其境内的数家城商行不良贷款率平均高达24．68％，如果全额提取坏账准备金，其资本充足率必然下降。这些不良贷款主要由以前重组城市信用社时“捆绑”而来，但也有部分系近年经营不善、管理水平落后所致。
譬如调查发现，城商行十分突出的一个问题是贷款集中度过高，风险过于集中。各城商行的最大客户贷款额占净资产的比重（单一客户率），以及前10位客户贷款额占净资产的比重，都远远超过风险集中度管理的要求（警戒线分别为10％和50％）。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些银行的风险管理制度都异常落后。只有少数规模较大的城商行设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多数城商行的风险内控体系其实是在不断“复制”监管部门出台的各类风险管制条例，目的不过是为了应付监管部门的监管。比如在本次调查的20家城商行中，利用信用模型来测度信用风险的只有2家。
在明显的风险管理制度缺陷下，多数城商行危机四伏：除了贷款集中度过高的问题外，中长期贷款与中长期定期存款的比例也明显偏高。截至2003年底，全国城商行余期一年以上的贷款余额为2147．92亿元，而余期一年期以上的定期存款余额却只有1093．55亿元，中长期贷款比达到196．42％，远远高于120％的警戒值。
地方政府参与过度
准备金缺口之外，国研中心发现的另一个“通病”是：不论中西部还是东部地区，城商行基本上都由地方政府控股，而且控股比例差异不大。
“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对银行的持股比例越高，则银行的内部治理越没有效率。”报告这样写道。
调查显示，20家样本银行里，平均只有23．7％的股权由私有非金融企业和个人投资者持有，另外76．3％左右的股权则集中在包括地方政府、国有企业等少数法人大股东之手，大股东数量大都在10家以下。各地方政府在城商行的平均直接持股比例达到了24．2％，其中，东、中、西部省份的地方政府对城商行的平均持股比例分别为22．3％、28．9％和21．9％。
无疑，地方政府几乎对城商行拥有了绝对控制权。
如此千篇一律的股权结构，一方面催生了股东们迅速瓜分银行当期利润的短期行为，二是诱发了严重的关联贷款和内部人控制问题。
在不正常的公司治理结构下，这些银行的主要管理人员很难像西方大银行那样由董事会从最优秀的人士中遴选聘任，而是由政府推荐并经董事会或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有的甚至是地方政府直接委派。
在大股东的控制下，银行董事会（或理事会）、监事会等权力部门形同虚设，根本无法对银行代理人形成有效的监督，董事长和行长职务由一人担任的情况也比较普遍。在实际运作中，占控股地位的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的所有人缺位，委托代理关系不明确，银行实际被控制在少数政府资本代理人手中。
多数时候，国有企业或国有控股企业等大股东并不真正关心银行的生存和发展，而是急于从银行的利润里分红。与此相应，由于银行的资源长期被一些国有资本的代理人所掌控，私有企业、自然人等小股东也宁愿先把利润放进自己的口袋，而不敢冀望于从长期的发展中获利。
一种可怕的现象自此滋生：银行的股东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不利于银行长远发展的短期行为，尽其所能地瓜分当期利润，其分红比例远远超出正常的范围。
在上报了完整财务资料的10家城商行中，2002年和2003年的净利润合计分别为10．27亿元和14．98亿元，而同期留存收益（包括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余额合计仅为0．29亿和3亿元。也就是说，两年间这10家城商行的25亿净利润中有大约20亿元被用于分红，分红比例高达80％以上。“有的银行分红比例高达90％多。”一位调查人员说。
调查人员还发现了严重而普遍的关联贷款现象，“肇事者”仍然是地方政府等大股东。
通常的形式是，由地方政府指派的代理人（或内部人）向政府提供项目贷款，或向“关系人”或“关系企业”提供带有很大“寻租”色彩的关联贷款，以及由大股东向关联企业或关联企业集团提供关联贷款。调查结果显示，各地城商行大都向当地政府和地方国有企业提供了超量的授信额度，这些授信往往被掩藏在形形色色的项目贷款中。
（ 责任编辑：谢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