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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位跨国公司角色的过程应该成为一个反思内部制度环境和平衡经济发展权的过程。反思的视野也应该从“中”与“洋”的关系扩大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来，走出道德谴责的死胡同。
跨国公司似乎正处在一个被中国重新定位的转折点上。近期，伴随着全面入世步伐的不断加快，连续发生了知识产权修法争议和54家跨国公司就两税合并上书财政部等事件。
近日，商务部研究院又发布了《2005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究报告。报告肯定了跨国公司对我国经济发展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同时也指出由此带来的国民总收入与GDP发展不同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未能实现、出现限制竞争的垄断苗头以及各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泛滥等问题。
在针对上述事件讨论中，跨国公司问题大多被限定在了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关系的“中”与“洋”关系的范围之内。沿着这种逻辑，我们的耳边依然可以清晰地听到东南亚金融风暴时把跨国公司斥为“嗜血的鳄鱼”的声音。但这种逻辑本身似乎是存在问题的，正如拳击比赛之后，失败者开始谴责胜利者使用勾拳过多一样。
南橘北枳的道理说明，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并非完全由其自身所决定，其中存在一个与东道国制度进行博弈演化的复杂过程。作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倡导者和践行者，跨国公司无疑忠实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假设。因此，如果眼下确实需要重新定位跨国公司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角色，那么必须从反思国内的制度环境开始。
首先需要看到的就是招商引资被纳入了政绩工程的范畴。在GDP至上的考核体制下，引入跨国公司更是政绩工程建设中的重点所在。眼下，各地此起彼伏的建设经济中心、金融中心、汽车产业中心等的浪潮正是这一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
无疑，要建设这些所谓的中心，就必须以大型跨国公司为中心。地区间的竞争使得跨国公司在布局中国的时候迎来了一个极其有利的“卖方市场”。
政绩工程的显著特征是重“量”不重“质”。时下正在热论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增值税抵扣问题就是一个明证。这也使得引入FDI之后，为实现进口替代的技术改造缺乏足够的动力。以市场换技术的问题也因为缺乏一个符合市场规律的外部环境而陷入僵局。
其次要指出的是跨国公司的中方合作者大多局限在了国有企业的范围之内。这种合资主体的单一性似乎也是决定市场换技术战略成败的重要原因。在讨论所谓的汽车业“合资陷阱”时，需要铭记日产公司总裁卡洛斯·戈恩那句“中国合作伙伴对经营管理的贡献几乎为零”的警语。
国有汽车企业对合资权力进行垄断的结果是具有讽刺意义的。现在奇瑞汽车成了国产化程度最高和率先走向美国市场的中国汽车公司，而它正是当年汽车产业政策的弃儿。奇瑞能成为中国的丰田吗？这个问题值得产业政策的修订者们深思。
同样的事件也发生在了通信领域。跨国手机产商的中方合作者们成为了没有市场竞争力却有手机生产牌照租借特权的养尊处优者。去年发生的奥克斯状告信息产业部事件就很极端地暴露了这一点。
最后要尤其强调的是民营企业的平等发展权问题。在给予跨国公司的优惠政策层出不穷的时候，民营企业却只能背着“原罪”的重负艰难前行。差别巨大的内外资所得税政策最大的受害者无疑是民营企业。由此导致偷税漏税和非法集资仿佛一直与民营企业息息相关。
超国民待遇的结果就是不平等的竞争，并使得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升级困难重重，市场缺乏持续增长的活力。破除拉美化的忧虑显然不能依靠谴责跨国公司，而是要依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不久前中央出台支持非公经济发展的新政策以及财政部欲合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的举动正是对这一状况的重视和改善。
由此，重新定位跨国公司角色的过程应该成为一个反思内部制度环境和平衡经济发展权的过程。反思的视野也应该从“中”与“洋”的关系扩大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中来。走出道德谴责的死胡同，才能看到柳暗花明的新通道。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