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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升职仅半年的安徽省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某突然跳楼自杀。据报道，自杀前，刘某多次向身边人士诉说“真不想活下去”，原因是感到上任后压力大，睡眠不好。（《现代快报》2月20日）
一个官员仅仅因为感到工作压力大睡眠不好而自杀，如此解释，恐怕只能让公众心中生疑。
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样让人生疑的自杀比比皆是。2月2日，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县长郑世厚跳水自杀。1962年出生的郑，拥有研究生学历，工作认真负责，待人和蔼可亲，正处于仕途上升期。自杀得有点蹊跷，令人“大为震惊”。（《现代快报》2月5日）1月27日河南省新郑市长白虎林自杀也给人留下了许多疑问。相关部门在其自杀后的第二天即发表联合声明称，白自杀前，患有颈椎与腰椎疾病，不能正常工作，出现了精神恍惚、情绪低落等症状。（《现代快报》1月29日）
任何公民的自杀，都是一种非正常死亡，都应有司法部门介入调查，并对其死亡作出严谨的调查报告。一般说来，除非是对已经涉嫌出现“问题”的官员，对于公民的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定性为自杀后，司法介入往往就随之结束。但是，鉴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腐败分子因各种原因畏罪自杀的事实，对于官员的自杀，司法的介入不应以公安机关的自杀定性报告为终止，而应由其他相关部门作更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并作出严谨的调查报告向公众公布。
中国人习惯为逝者讳，在我们的传统礼节上，这样做是对死者及其亲友的名誉“冒犯”。但是，如果置公众的各种猜疑于不顾，只会让一些可能不符事实的谣言四处横飞，死而不能盖棺论定，被人施以种种猜疑是对死者名誉的最大“冒犯”。而一旦自杀官员背后真的有腐败案件线索的话，这样做将有助于反腐败工作的开展，有助于维护政府的公信力。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