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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教育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平等。我国两千多年前的“有教无类”思想，就蕴涵着社会公平的深意。如果教育不能指向社会公平，反而扩大社会差距，那岂不是背离了教育的初衷？
因此每年的两会，遏止教育乱收费，警惕教育腐败，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群众关注的热点。今年的两会看来依然难以例外，因为代表的建言献策、群众的呼声不绝于耳，今年的焦点是教育的公平性问题。
一、教育不公的五大表现
城乡教育投入失衡。国家教育投入的不公，人为地造成教育资金向城市倾斜，越是大城市这种倾斜越发明显，由此导致最好的设施、教师、管理等公共教育资源向少数学校流动和集中；而“同在一片蓝天下”的农村，得到国家教育投资相对较少，使农民在基础教育上负担过重，其子女的入学率、升学率和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城市。
高考录取线的不同。一方面，按户籍划定不同的录取分数线，这是考虑不相关因素的区别对待，是地道的不公平；另一方面，低分却“户口过硬”的考生占据有限的录取名额，排挤掉了其他高分考生，显然不利于高等教育资源的最优配置，是地道的无效率。这样的公共政策显然背弃了公平公正价值，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都是“丧失了灵魂的公共政策”。
大学分布严重不均。国家投资建造的重点大学在省际间严重分布不均，许多城市尤其是北京比一般地方过多地享有了高等教育资源，等等。作为最高教育管理部门，在声称要大力解决这个问题时竟然只提到一些表面现象，这使人们对解决问题的远景感到失望。
教育腐败践踏公平。教育乱收费与腐败问题是关系到教育公平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群众特别关心的问题。人情、金钱、权力，都可能影响到招生官员的裁断。招生名额分配的地区差异，也使得城市和农村、富裕生与贫困生、有背景者与无背景者之间的竞争失去公平。
民工子女没有平等受教育权。民工子弟进城上学，处处受到不公正待遇，民工子弟学校则在夹缝中步履维艰，“借读费”提高了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门槛，客观上制造了城里孩子和民工子弟受教育权的不平等，也由此形成了民工子弟上得起收费的民工子弟学校，却上不起“免费”的公办学校的怪现象。
二、如何确保教育公平？
目前，教育这一被公认为实现社会公平的“最伟大武器”，正在成为扩大社会不公平的加速器，并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一个相对良性、健康、有序运行的和谐社会，对于每一个受教育的个人及其家庭来说，教育公平不应该体现为金钱、物质、权力、地位的直接再分配，而应该表现为个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机会和起点的公平。起点和机会的不公，实际上又会因为堵塞和改变了民众的正常社会流动机会而逐渐侵袭、耗蚀人们原有的正义体系和价值观念。因此，确保教育公平，不仅是坚持科学发展观、落实以人为本治国理念的需要，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要实现教育公平，首先应加大国家财政对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的投入。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便要求逐步提高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到世纪末达到4％。遗憾的是这个目标至今仍未达到，2003年才占到3．41％。尤其是农村教育经费的不足，加剧了城乡教育的不平衡。
其次，公平分配义务教育资源，此乃治本之道，否则投入再多也只是白搭，例如应该取消义务教育阶段“重点学校”，财政部门主要按学生人数进行财政拨款，让那些长期缺钱少粮的学校首先得到实惠，完善教育设施，提高教育水平，进而增强学生和家长对本校的信心。其他改革只有在校际资源公平分配这一基础上才能逐步做到。
再次是形成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通过教育决策的集体选择，最大限度地整合、平衡各种不同的利益要求，形成一种有效的利益平衡机制，保证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需要和利益在教育政策中得到全面反映，以实现大多数人的教育公平。这样的利益平衡机制还是社会和教育的“安全阀”，能够最大限度地防止不公平政策的产生。
总而言之，要把保证教育的公益性和教育公平作为教育政策的基础性目标，建立弱势补偿的政策机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持续增加国家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加强对教育腐败与教育特权的监督。在公平、效率、自由等重大的教育政策目标之中，教育政策应把公平作为基础性的政策价值目标，承认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之间教育权力博弈的合法性，建立起政府、市场、公民社会之间公共教育权力的制衡机制。
（ 责任编辑：杨茂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