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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亚洲钻头大王飞达集团董事长朱国平
记者：作为民营企业家，你为什么会想到设立特困党员基金？
朱国平：设立特困党员基金其实一直都有这个想法。在我当时在原来的乡镇里面的工厂时就想着入党，对生活中认识的党员也有特别的崇敬。在1994年7月1日入党之后，成为其中的一员我就更加关心自己这个党员群体了。但确实有些党员因为机遇等问题，虽然为国家做过贡献，生活确过得比较贫困。因此在我创办工厂有点积蓄之后，就想到切实为同为党员的身份大家庭成员提供帮助。对于我来说，普通的百姓我都能扶助，为什么与我有着同样身份的共产党员不能资助呢。
记者：那你为什么以前没有设立这样的基金，而在现在又想到设立特困党员基金呢？
朱国平：我只是认为以前的范围有点小，自己又有更多能力予以资助，所以想把这种范围扩大而已。现在是把这一行为制度化、规范化，而且专门交给镇江市委组织部来发放这笔资金。
记者：但听说此前您是想到要设立专门的“特困党员基金会”，最终因为操作上的原因放弃了这种形式，具体的情况是怎么样？
朱国平：此前确实有出资2000万元“特困党员基金会”的想法，而且资金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我向民政局咨询的时候，听说要交高额的个人所得税，而且此前也没有过先例，我觉得在操作手续上较为繁琐，于是放弃了这种方式。但这种设立基金扶助特困党员的行为我又不向放弃，因此，我就采用了一个变通的方式，通过个人提供资金交给镇江市委组织部，由该部门进行专项统一发放，这样既达到了我扶助特困党员的心愿，又不会让事情复杂繁琐。交给市委组织部我也更为放心。
记者：你觉得这对于你企业发展来说值吗？
朱国平：首先，我出发的目的不是那么复杂，撇开企业从我内心本身来说，我觉得我认为这是值得的。我们是靠党富民政策先富裕起来的人，我是共产党员，我觉得不应该忘记和我一样身份的群体。党员之间是一个大家庭，我觉得党员与党员之间也应该体现家庭的温暖。
另外，如果说硬要从企业发展的角度上去思考，我也认为是值得的。虽然我们是民营企业，但在企业创办的13年来，公司时刻体会着党的政策所带来的效益，我们企业是靠党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发展起来的企业，党给予的稳定祥和的发展环境让企业做大做强。就像人要回报社会，回报党，回报百姓一样，企业也要回报社会，回报党和百姓。我们现在在强调构建和谐社会，要有和谐的发展观，我觉得企业在这样的发展环境中也应该有这样的思想和观念。这不应该区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记者：“雄飞世界，惠达民生”是公司的企业使命，你当初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口号？
朱国平：这个口号我们当时办公司的时候就有了。起源来自于早前一位书法家赠与给我一副嵌名对联，上联是“飞则一飞冲天”，下联是“达则惠及乡邻”，公司的名字“飞达”就从中而来。因为这其实也符合我一贯的价值观。随后这副对联演绎成了简洁有力的“雄飞世界，惠达民生”八字，也成了飞达的企业使命。
我想我会一直坚守着这个使命。一个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了钱则会有两条路，一条就是奉献，一条就是堕落。我选择奉献，因为我是生在农村，长在农村的人，深知农村落后的疾苦，深知农村百姓的疾苦，发展的艰辛，所以自己也是一心要发展经济，如果没有那么好的环境，没有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好的改革开放的政策，那么企业就发展不起来。所以，要回报社会，回报党，回报百姓。只要是花在老百姓上面，花在回报社会上面，我认为是值得的。这也应该是一个良性循环的问题。
记者：这为什么是一个良性循环的问题？
朱国平：企业发展不仅仅要靠自己的努力和员工的努力，企业周围的软环境也很重要。社会要稳定祥和，国家的政策要稳定前进，如果这些都没有，企业的发展也就成为一大难题。企业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它应该有一个软环境，环境就是社会资源，政府对你关心，百姓对你的支持。企业对社会各界予以了回报，社会各界自然而然会关心、信任、支持你，同时又反哺于企业。如此循环往复，企业才能更好地利用这种优越的环境把企业做强作大，形成良性循环。我觉得这就是企业与社会的一种和谐关系。
记者：你既是5500员工企业的董事长，又是3500村民的村党支部书记，你觉得哪个角色更重要。
朱国平：多了一个身份就多了一个责任，只有做好了表率作用才能让百姓知道我不仅是一个企业家还是值得尊敬的村支部书记。
我认为首先要有企业，没有经济就谈不上责任，没有经济就做不好一个村党委书记，没有经济就不可能关心百姓的生活，任何一个事都要钱去做，关心百姓，修路铺桥都要用钱，天上不会掉下馅饼，只有不断地努力才运作市场才能产生经济效益，才能回报百姓。走一条共同发展，走一条共同富裕的道路，创造一个精神文明、和谐的社会。让农民变市民，实现新农村，农村城市化的目标。我不是只讲利润不讲回报的商人，也不是只讲政治不讲经济的小村官，我讲求一个实用的原则，再多的事情，以百姓利益为重。我讲求企业家的身份也是服务于社会，服务于我的父老乡亲。
（ 责任编辑：田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