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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未经质证的票据和争议极大的单方材料被当做“证据”
2001年2月8日，管其乾以医疗损害赔偿为由将梁亚政告到永安市人民法院，请求法院判令梁亚政赔偿其因药物中毒而花费的医疗费8009.94元，误工费2450.65元，护理费99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495元，营养费660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并请求判令梁亚政承担其因本案而花费的律师代理费1000元。
诉状中称，这次氨甲喋呤不良反应（中毒）不仅对原告造成极大的伤害，侵害了原告的生命健康权，还直接引起了原告的性功能障碍和阴囊湿疹，造成原告住院期内不能穿短裤、长裤而改穿女式围裙，加上脱发，给原告的仪容和仪表形象带来极大损害，妻子因此嫌弃原告而感情不和并离异，造成原告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同时影响了原告在单位的工作业绩和考勤奖、季度奖、年终奖等奖金发放。
诉状还称，经查权为医学技术书籍，原告的尿路感染、急性肾功能衰竭、药物中毒性肝炎、白细胞减少症、皮疹脱发和尿路感染、阴囊湿疹、性功能障碍等，均是氨甲喋呤不良反应现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三明市第二医院内三科四氢叶酸钙解救疗法及保肝、保肾和血透等针对性治疗措施所产生的良好治疗效果，充分证明了三明第二医院早期观察中的诊断——氨甲喋呤中毒的看法是实事求是，并符合客观实际的，其结论完全正确。
尽管《氨甲蝶呤药品使用说明书》和《新编常用药物手册》等医学书籍都强调四氢叶酸钙是氨甲喋呤中毒或者氨甲喋呤药物反应的唯一有效的解救药物，从抢救医院的《出院小结》来看，前因后果和针对性治疗以及疗效都是十分明确的，而且抢救医院的《住院病历摘抄》也证明患者无食物和药物过敏史。按理，患者到了法院，向医方讨回一点医疗费等是有其明确依据的。
在一审法院，梁亚政称他所用的剂量只有“每次2.5毫克”（注：最小规格的氨甲喋呤针剂只有5毫克），比正常剂量还低，不会造成管其乾的中毒后果，并推说是建南卫生所的林可霉素与小诺霉素导致药物反应，还极力主张鉴定。
本案在永安市法院审理过程中，法院于2001年8月30日委托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技术处进行鉴定。
福建省高院法医室的人曾经托永安市法院的人来向管其乾索要已经长出新头发的照片，法官曾让管其乾自己去送照片，但管其乾坚持由法官转送，不久，在管连鉴定费都没交的情况下，福建省高院的两位法医来到永安市，找了梁亚政，也找了另一家诊所建南居委会卫生所，还找了三明市第二医院皮肤科医生张家确和医生陈建才，话题之一就是“‘2.5毫克’的氨甲喋呤会不会造成这样的后果？”但唯独没有找患者管其乾。
两位法医还从三明市第二医院找到了两张管其乾于2000年3月29日在三明市第二医院的门诊票据。一个中国司法鉴定史罕见上的 “怪胎”就寄生在这两张未经庭审质证的票据上。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技术处于2001年11月8日作出（2001）闽高法鉴重字第0028号文证审查意见书，认为：1、正常情况下，永安市建南卫生所及永安市南郊村卫生室给原告使用的药物剂量不会立即产生肝肾功能损害的临床表现；2、根据目前查证到的材料无法确认原告入住三明市第二医院时的临床表现就是由本案MTX（氨甲喋呤）毒性反映所致。
在在2001年12月11日的开庭审理中，第一次出现的福建省高院法医室鉴重字第0028号《文证审查意见书》：“鉴定材料”第（4）条上有这样一段话“管其乾2000年3月9日至4月5日在三明二医院就诊用药情况：（1）、收据号00205075，姓名管其乾，药品或医疗项目名称氨苯喋呤50mg*100S片，迪银片100*100S片；（2）、收据号：00205017，姓名管其乾，药品或医疗项目名称，氨甲喋呤2.5100S片”。在“分析说明”（3）上，还有这样一段话“经查，患者管其乾在2003年3月9日至2000年9月14日期间曾经使用氨甲蝶呤等药物，即在永安市南郊卫生所治疗前已经使用氨甲蝶呤，但具体情况目前无法查明”。这两段话在外行的患者的代理律师以及所有外行人看来都是100片，氨甲喋呤的毒性大，50mg*100S的氨苯喋呤更可怕，票据的发生的时间是2000年3月9日和4月5日，而且是2003年3月9日一直吃到2000年9月14日管其乾到梁亚政诊所治疗前的一天还在吃这些药。在法庭上，管其乾的陈述是这两次药他都拿到了，但是出现了合乎情理的意外灭失，一次是上厕所不慎掉在粪坑里，一次是不小心随着衣服泡在洗衣机里了。
法庭上，当管其乾看到《文证审查意见书》时，还没有看到“文证审查意见书”上所转抄的以上两张门诊票据。是在这次开庭之后，他到三明二医院找到以上两张门诊票据和2000年3月9日的一张收据号码为0018819，药品为荆芥、生地、石膏、当归等处方中药煎剂和一瓶外用药恩肤霜的票据，以及2000年4月5日的收据号码为00210563，药品为与氨甲蝶呤反应毫不相干也无副作用的潘生丁片6片，维生素C6片，可以用于小儿的皮肤擦剂一瓶的票据的，所谓“收据号00205075，氨苯喋呤50mg*100S片”的票据发生日期是2000年3月29日，指的是每瓶装有100片的瓶装规格而不是剂量，票据上显示的剂量为8片，而且药名是氨苯喋啶，属于利尿药，查了《新编常用药物手册》才知道，其副作用很轻且与化疗药氨甲蝶呤完全不同；所谓的“收据号：00205017，氨甲喋呤2.5100S片” 的票据发生日期也是2000年3月29日，也是指每瓶装有100片的瓶装规格，票据上显示的剂量是50片；所谓的“迪银片100*100S片”也是与“急性肾衰等现象为氨甲喋呤反应”毫不相干的药物，同日发生的票据还有一张血液检查化验单。至于2000年3月9日的处方中药煎剂和一瓶外用药恩肤霜和2000年4月5日的收据号码为00210563潘生丁片6片，维生素C6片，可以用于小儿的皮肤擦剂一瓶，这些连两位法医想用来嫁祸于人都没门的药品，本来都已经被两位法医扔在《文证审查意见书》“鉴定材料”第（4）条的列举之外了，可是两位法医在《文证审查意见书》“鉴定材料”第（4）条上抄写00205017号和00205075号这两张票据时却被用来两张票据的发生时间，同时更改了药名、混淆了剂量。
管其乾称，有开药未必都有吃到肚子里去，即使硬要推测患者服用了那50片氨甲喋呤，遵照医嘱，每12小时1片，每服5次停服5天，在两个半月的时间里就服完了；利尿药氨苯喋啶8片的副作用与氨甲喋呤明显不同；而且抢救医院提供的《住院病历摘抄》明确写道“患者无食物和药物过敏史”，福建省高院的两位法医把它改为“氨苯喋呤50mg*100s片”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凑数和为了蒙骗外行的法官和外行的原告——患者，为了混淆视听，把水搅浑，而不是为了分清是非。如果是为了分清是非他们就应当在找到两张门诊票据后马上找患者，询问氨甲喋呤50片怎么吃，吃到什么时候，而是不有意违反《民事诉讼法》第63条、64条和66条将未经质证门诊票据拿去做所谓的“鉴定依据”，还搞出“剂量不够规格来凑，更改药名来凑”。如果真的是为了分清是非，他们就应当认真仔细地审阅庭审记录和经双方质证对其真实性无疑义的《出院小结》和《住院病历摘抄》以及陈敏章主审的《临床用药指南》和《新编常用药物手册》等权威医学书籍上的学理原则，并对两家诊所用药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现象的特征和时间表进行认真的鉴别和比对，而不应该抛开经双方质证对其真实性无疑义的证据而用双方争议极大的待证事实——医方事后提供并且漏洞百出的“剂量”，瞎说什么“永安市南郊村卫生室给原告使用的药物剂量不会立即产生肝肾功能损害的临床表现”，同时又拿出与本案发生无关的违反《民事诉讼法》第63条、64条和66条的未经质证门诊票据来混淆视听，从而搞出一个“根据目前查证到的材料无法确认原告入住三明市第二医院时的临床表现就是由本案MTX（氨甲喋呤）毒性反映所致”的歪歪曲曲的“审查意见”来为医方开脱责任。
2002年1月22日下午，在管其乾的两次书面申请之下，一审法院的一位办案法官和书记员到梁亚政的诊所去盘点，刚好被回家路过的管看到，盘点发现一审梁亚政诊所里1999年1月4日购进的50支氨甲喋呤只剩下了2支，梁亚政声称有2支被一位叫“邱国庆”的人用了（梁声称“邱国庆”的所谓用药时间是2001年3月7日，据办案法官称，在管2001年3月21日上午8时 起诉梁之后的另一本《简易门诊病历簿》上有针对所谓“邱国庆”的用药记录），有3支被住在永安探矿厂的一个叫“黄阿七”的民工头用了，还声称被漳州市的“卢宗林”诊所拿走8盒。无奈之下，管只好向永安探矿厂保卫科查询，该厂保卫科证明没有住过一个名叫黄阿七的人；向永安城乡各个派出所查询，均没有所谓的“邱国庆”此人；经委托漳州市电大教师严威和漳州市职业中学保卫科干部倪咏辉等三人突然访问并有卢宗林签字的手迹证明，卢和梁某系外甥和母舅的关系，卢宗林声称有“拿到”他母舅的8盒氨甲喋呤，但是说不清带药人是谁？卢宗林所说的“拿药时间”也与一审梁亚政在接受永安法院调查时所称的时间不一致，卢宗林声称剩余药品过期丢弃了，可是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紧急通知精神，此批药品并未过期，经漳州市芗城区卫生局调查，卢宗林不是所谓“蒲南村卫生所”的医生，为无证行医人员，在接受漳州市芗城区卫生局调查之前就被查处过，接受芗城区卫生局调查之后，又因非法行医，误诊误治而被芗城区法院判刑。漳州市芗城区卫生局漳芗卫函〔2002〕10号《复函》第2页第7行至第9行说“在调查中未发现有原始的购药记录、处方、病历等原始凭证和‘MTX’剩余部分的药品实物，查无实物”。因为卫生和医药部门曾有规定要求诊所对药品的保管要做到“看病有病历有处方，药品保管要定期盘点，出入有据、帐物相符” ，管其乾说，按照这些规定，药品在医疗机构的进出都必须有处方和病历，因此推定永安市南郊村卫生室帐物不符的230毫克氨甲喋呤就是滴注在他的身上。
《文证审查意见书》亮相后，管其乾给福建省高级法院院长、福建省纪委等领导写信，还给一审法院写了很多《异议书》，得到的是两位法医通过永安法院经办法官的传话“那个*100s片是表示规格，氨苯喋呤是打错了一个字”；福建省高级法院司法鉴定室负责人姚阿柱的回信是“1、未经法院确认的，其任何方所提交的一切资料都不能做为鉴定材料。2、‘文证审查意见书’只属证据资料的一类型，担能否成为断案的依据和证据，仍须法庭质证。3、如对‘文证审查意见书’的意见有疑议，可以在法庭上提出，并要求法庭重新鉴定。要是一审法院已经判决或者裁定，您可以按照法律程序提出上诉至二审法院”，但永安法院未再重新委托鉴定，也未再开庭就以“原告系多年牛皮癣患者，曾有口服氨甲喋呤药片史。2000年9月15日至2000年9月17日，原告因患急性胃肠炎症，在建南居委会卫生室和被告的卫生室兼治疗牛皮癣。此后，原告产生不良的临床反应，原告住院治疗诊断为急性肾功能衰竭、中毒性肝炎、白细胞减少症、牛皮癣、尿路感染。但经双方当事人举证、法院调查取证，委托鉴定，仍无法确认原告的上列症状是被告使用氨甲喋呤所致”而驳回良原告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送达后，一审法官才允许管其乾仔细看上一眼法官对南郊卫生室梁亚政所作的盘点后的调查笔录，上面竟然出现了几处关键字眼的涂改。从笔录上看，梁亚政先是陈述“管其乾用了3支”，接着又改为“开了3支”，事后又在标有添加号的“开了3支”之后用更小的字迹补上“（每次打掉半支，另半支只能作废）”。管其乾认为，这证明梁亚政在不断地编造事实，也证明一审法院办案人员有偏袒梁亚政的行为。梁亚政已经说“用了3支”还能改为“开了3支”吗？笔录形成之后，还能用更小的字迹和括号再补上“每次打掉半支，另半支作废”吗？
管其乾说，他的这起案子是被所谓的“鉴定”有意混淆视听搞黑掉的，所谓的“鉴定”完全是一个圈套，他们精心炮制的所谓《文证审查意见书》可以在没有阳光的暗箱里妨碍司法公正，却见不得媒体的阳光，“如果有那家媒体敢把这些事实公开发表，我管某人就不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被稍微内行的人笑掉大牙！也敢保你们媒体能够赢得公众的认可”。
D、我选的医学鉴定专家有没有在坑我？
2002年6月12日，管其乾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司法鉴定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为由向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2002年7月30日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当管其乾当庭朗读了《出院小结》上的“患者消化道反应明显、口腔咽部粘膜溃疡、伴有肝中毒、白细胞减少、急性肾衰、皮疹加重、脱发等现象为氨甲喋呤反应”时，梁亚政辩称：“管其乾入住三明二医院的疾病不是氨甲喋呤所致，而是牛皮癣”。
在有三明电视台廖良传、三明中级法院宣传科林海、永安市效能监察大队朱昌极等在场参加的3月18日的选专家程序中，三明市医鉴办的郑全久主任宣布患者对双方选专家（包括科目）具有优先权，因此，在管其乾优先的第一次选专家中，管其乾撇开了郑全久事先给他安排的选肾科和血液科两个科目，而要求选择血液科和皮肤科，在管其乾已经选定了血液科和皮肤科专家号码的情况下，医方要求按事先安排的科目选专家，郑全久也跟着说要抓阄，当时管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等规定一无所知，也迫于郑全久的权力的管其乾只好勉强同意抓阄。
在抓阄前，郑全久先和医方到走廊上去了一下，接着郑全久便将4个纸团放在了桌上，管其乾顺着自己的方向拣了一个纸团，医方刚拿到在他面前的一个纸团，郑全久说：“可以两个都抓走”。
管其乾认为，这样的抓阄结果又回到了郑全久事先安排的患者选肾科和血液科两个科目的专家，医方选皮肤科和传染科的专家。选定专家的号码列表虽然经过双方签字，当场封在一个信封里，可是作为了解《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和掌握电脑，并且负责安排专家的郑全久有机会也有嫌疑将专家名单泄漏给医方。除了郑全久和梁亚政早有串通，好让梁亚政以前的校友林应光出来当专家鉴定组组长并且让患者来“挑选”，将来搞个歪歪的结论，好让患者吃个哑巴亏之外，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3月18日的选专家程序中的抓阄这一没有法律依据的细节。
在2003年4月3日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会上，管其乾的发言用的是事先准备好的约8000字的发方稿（每位专家的手上都给了一份）。患医双方的30分钟内发言结束后，专家们首先质证的是医方有无皮肤科诊疗科目的问题，管其乾说：“我已经向一审法院举证了，在医方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登记表》上没有皮肤科，医方自己向一审法院提供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复印件上也没有皮肤科”。医方代理人先是声称医方有皮肤科的诊疗科目，林应光也说：“可是这些卷宗里没有啊”。直到管其乾当场找到了一审法院的《民事判决书》，并且读到“另查明，被告开办的永安市燕南街道办事处南郊卫生所诊疗科目为预防保健科、内科外科、儿科”之后，梁亚政的代理人又声称是永安市卫生局允许他的诊所跨科诊疗看皮肤病的，本案不适用《医疗事故处理办法》。这时就有专家说：“噢，那就是说不要鉴定喽？那么，专家是你选的吗？”
这时候，三明市医鉴办中心主任郑全久撇开三明市中级法院的委托鉴定要求“管其乾在三明市第二医院治疗的急性肾功能衰竭、中毒性肝炎、白细胞减少、牛皮癣、尿路感染是否由梁亚政所用的氨甲喋呤药物所致”说：“法院法医室的委托也是说鉴定一下管其乾的氨甲喋呤中毒是否由梁亚政的氨甲喋呤引起？”
管其乾说，这样一来就撇开了鉴定的前提——本案是否属于非法行医？是否违反了卫生法律法规？是否享有合法行医所具备免责条件等明显的法律界限问题——而转向了本来应该以比对患者症状的特征与发生时间等来印证的待证事实氨甲喋呤的剂量问题。
当时专家组长林应光先问管其乾：“你说医方给你用的不是2.5毫克，你有证据吗？”管其乾说：“我的代理律师范丁宝曾经到永安医药公司查过，医方曾于1999年1月4日购进氨甲喋呤10盒，计50支共250毫克，2002年1月22日，一审法院到本案医方诊所盘点时，发现只剩2支注射用氨甲喋呤，本案医方没有原始处方记录来证明其帐物不符的46支氨甲喋呤不是用在本患者的身上。众所周知的事实；自然规律和定理；根据法律法规或者日常经验法则，能推定的另一事实，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1999年6月18日发布，自2000年1月1日起实施的《处方药与非处方药分类管理办法（试行）》”第二规定‘处方药必须凭执业医师或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购买、调配和使用’的规定可以推定，本案医方给本患者滴注的氨甲喋不是所谓的‘7.5毫克’，而是总量230毫克。”
接着林应光问本案医方：“你给患者用了2.5毫克氨甲喋呤时有让他看就用这半瓶（支）吗？另外半瓶（支）你有还给他吗？”（管其乾称，林应光在有意把针剂瓶的“支”说成点滴瓶的“瓶”），本案医方声称“有”，当场就遭到了管其乾的否认，“没有说，也没让我看到，他躲在一个很暗的的隔间里，他的药水很黄，也很浑，可以去看现场。”
林应光眨了一下眼睛，说：“好哩，我们会去看现场的”。管其乾感到林应光的问话带有很大的暗示性，如果是公正的问话应该是“医方你当时是怎么给他使用2.5毫克氨甲喋呤的？你使用这样的剂量，依据是什么？你是怎么操作的？”
这时，医方的代理人又否认了他们在一审、二审开庭期间多次默认的3天总共收费177元（第一天52元，第二天75元，第3天50元）的事实，声称“总共才收你52元，你想用那么多？美着呢！”这时，正在看卷宗的温通权专家便问医方：“在一审的庭审记录上有这样一句话，你曾经给患方讲过治好过一个牛皮癣患者，要挂得眼冒金星才会好？”医方说：“那个大湖的农民喝农药自杀，他也患牛皮癣，那时我在部队医院，打了很多6——542，是我讲的，他还硬要叫我带他去采访。” 这时有专家接着问医方：“你的氨甲喋呤一支多少钱？”医方说“5块多吧！”（据患方调查的永安医药公司《销售流水帐》显示50支总价175.5元，每支3.51元），这时便有专家感叹说：“那么贵？你一次就收了人家52元？”
2003年4月22日上午，管其乾到三明市医鉴办去以当时的收据换取发票，医鉴办郑全久主任在不让管其乾看《医疗事故鉴定书》内容的情况下就叫管其乾签收了《医疗事故鉴定书》。管其乾打开一 看，只见在《诊治概要》一栏中写道：“患者诉十年前出现‘牛皮癣’症状，98年始到三明市第二医院皮肤科诊治，诊断‘银屑病’，曾断续服氨甲喋呤及雷公藤等（具体不详）”。
管其乾看到以上内容感到十分突然，当即问郑全久主任：“我何时向专家、法庭陈述过我有断续服雷公藤等（具体不详）？”
郑全久找了管其乾在专家鉴定会上发言稿和相关卷宗，原来“雷公藤”一词 是一审医方在《答辩状》上捏造的事实。于是管其乾问郑全久：“你们就这样搞？把医方《答辩状》上捏造的所谓‘事实’改成我的自诉？这岂不是移花接木的栽脏吗？”管其乾当即就把《送达签收单》和《医疗事故鉴定书》原件退还给了三明市医鉴办，要求澄清事实。
4月22日下午，管其乾再次找到三明市医鉴办，4月3日负责摄像的该办女工作人员吴琳也证明管其乾在4月3日鉴定会上的发言中没有所谓的“雷公藤”之说。郑全久说：“你讲的雷公藤等，如果你没有说过‘雷公藤等’，那我会找专家来商议一下，能改的话，我会再打印一份给你”。
管其乾要求查看《诊治概要》一栏的底稿，郑全久不让查。管其乾问：“这份《诊治概要》是谁执笔的？”郑全久不肯说。
郑全久问管其乾还有什么意见，管其乾说：庭审质证中，双方当事人对其真实性无疑议的《出院小结》和《住院病历照抄》是明确的事实依据，三明二医院的治疗方案是针对“入院后患者消化道反应明显、口腔咽都粘膜溃疡、伴有肝中毒、白细胞减少、急性肾衰、皮疹加重、脱发等现象为氨甲喋呤反应”进行治疗的而且治疗有效，这么关键的事实为什么不写进《诊治概要》？法官是外行，专家们为什么不明确这一事实，反而用双方尚在争议之中的“剂量”来做“依据”，最后得出个“因医、患双方在氨甲喋呤使用剂量上各执一词，本鉴定小组也无法认定其责任程度”的结论？
2003年4月25日，管其乾应郑全久电话催促，再次前往三明市医鉴办，领到了经郑主任请示领导同意删去“雷公藤等”四个字的明鉴字（2003）11号《医疗事故鉴定书》。管其乾称，“雷公藤等”四个字是删去了，可是栽脏者到底是谁？郑全久不让查。
4月25日下午，郑全久不在，负责接待的吴琳女士告诉管其乾和代理律师范丁宝，制造“雷公藤等”四个字的栽脏者手迹，患者不能查，但公检法等办案机关来可以查。
吴琳女士还告诉管其乾及其律师：“明鉴字（2003）11号《医疗事故鉴定书》上说‘若氨甲喋呤的用量为2.5mg/日，三天共7.5mg临床用药一般不构成氨甲喋呤的各种中毒症状’，但是也有的专家讲，也有意外，不过那是万分之几的比例，因为医学上有个正常许可的用药范围，所以《鉴定书》说‘没有因果关系’。”“在讨论时，有的专家说‘人家肿瘤科的患者有的还用到1000多毫克的呢。’”
管其乾在投诉材料上说：“人家肿瘤科的患者用到1000多毫克是有条件的个别现象，如同柯受良可以驾车飞越黄河，多数医学专家去开快车必然是‘十次快车九次翻’一样。有的专家为什么用在肝肾功能和血象检查监测下的其他科目违规用药的侥幸个案来套用我这个在没有任何监测条件下发生氨甲喋呤反应的皮肤科病人？这个以有条件而且条件不同的个别现象来否认皮肤科诊疗中的普遍规律‘大剂量、违规操作会使多数人中毒’的专家有没有在坑我？不是明显摆着在坑我吗”？
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由于被上诉人已尽到了其所应承担的举证责任，而上诉人无提供证明被上诉人所提供的证据具有不客观、不真实的证据，故上诉人提出的被上诉人在为其治疗银屑病的过程中，超剂量使用药物，导致其受损害，要求被上诉人对此予以赔偿的主张本院不予支持。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2003年9月11日，三明市中级法院作出“驳回管其乾的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判决。有趣的是，此案判决后，三明中级法院的法官到永安做法律讲座时曾把管的二审鉴定做为经典案例，“两个如果”的“给论”刚刚讲完，在座的律师们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