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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超过印度，并且是远远地超过”
———英国《经济学人》记者西蒙.朗访谈
□本报驻沪记者 胡天舒
一个在中国学习和工作过、现驻印度德里的英国《经济学人》记者西蒙.朗(Simon Long)，在今年3月第一个星期出版的《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和印度经济比较的调查报告。西蒙.朗说，如果这是赛跑，印度已落后中国一圈。
文章指出，尽管两个国家有相似之处，而且在推行经济自由化和改革方面，两国均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中国处于领先地位。
中国和印度正被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观察家们关注。他们喜欢将两个国家相提并论，讨论它们如何消除贫困、迈向繁荣。无论如何，两个亚洲大国的经济崛起，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件事，两国能否成功实现经济现代化将给全球经济的振兴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
虽然中国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只占据全球的4%和2%，但其人口却占全球的1／3。标准普尔(Standard＆Poorl＇s)评级分析师Joydeep Mukherji在今年第三期《商业周刊》上也撰文指出，这两个国家中的一个一旦不能实现现代化，经济的全球化就将大打折扣。
3月14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经济学人》驻印度德里记者西蒙.朗先生。
印度需要类似于中国的第二次改革浪潮
记者：在过去的10年中，您在中国和印度都工作过。中国给您留下的深刻印象有哪些？
西蒙.朗：事实上，我在中国工作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在我1995年6月离开香港之前，大约有20年的时间我不断以学生、银行家、记者的身份出入中国。所以我很难从一两个方面、或者从一两个事件来回答这个问题。1976年参加毛泽东的葬礼等事件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这次为了这篇调查报告重返中国，给我触动最大的是中国的巨大变化。以前我在北京学习的时候，骑着自行车穿过一大片农田，往返于海淀和市中心，那时空气中荡漾着泥土的气息，而非令人生厌的汽油味。
记者：您采用了GDP、人均购买力、国际贸易、贫困人数等经济变量来说明和比较中印两国的经济实力，不过我注意到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对这些数据的研究会增加更多的细节，比如对于GDP的分析，他们会考虑到该国固定资产的投资比例对其的影响，因此得出的结论可能就有所差别。另外很多机构比如标准普尔(Standard＆Poor＇s)认为中国的奇迹并不像媒体上报道的那么显著。您认为“印度经济发展被超越”用上述几个数据是否有说服力？
西蒙.朗：我使用的数据绝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方面，也有一些来源于IMF或世界银行的报告。通过调研，我认为大部分数据是可疑的。比如说国有资产的投资比例，在中国就因为包括未增值的土地交易而被曲解了。但是，我还是要说：不管缺乏什么统计数据，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国已经超过了印度，并且远远地超过了印度。非常需要牢记的一点是：虽然中国和印度的大部分地区依然落后，但是在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增长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地区，然而印度不是。
记者：印度在改革上比中国晚了10余年。到1991年印度爆发了严重的国际收支危机时，在IMF的压力下，印度才摒弃计划经济模式，渐渐走向市场化。你在文章里提到的“印度需要第二度大刀阔斧的变革”是指什么？
西蒙.朗：在文章中我提到，中国有两次大刀阔斧的改革“浪潮”：在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所以我认为，在1991年危机之后，印度需要一次类似中国的“第二次”浪潮。当然这种改革目前看来不大可能，但并非绝不会发生。
在今后几年，中印两国都面临着解决地区差别的巨大挑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有助于决定它是否能够保持目前的高增长率。对印度来讲，这也将决定着它是否能够提高目前的增长速度。假如印度不着手第二度大刀阔斧的变革，它不可能达到中国的增长速度，更谈不上赶上中国的发展水平。
印度的私有企业更具活力，资本市场也更透明有序
记者：中印两国同样经历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去年中国曾有过一波声势浩大的反思国企改制讨论。在这方面，印度是如何做的？
西蒙.朗：在印度，国有企业转制也同样引起极大争论，并因为担心发生不公正和非法攫取而饱受诟病。但是，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首先，1991年的印度和1978年的中国不同，它已经产生大量具有活力的私有经济，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使得生活更加舒适、富裕；其次，印度的股票市场更加发达和有序，所以总体来说国有资产转制的运行情况良好。
记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曾撰文指出，如果以中国的省市作为比喻，中国就像江苏，印度就像浙江。前者主要依靠大量涌入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后者则靠本身的国企及私企推动经济增长。但是现在，即便是在苏州这样外商汇聚的地方，也开始意识到外向型经济的不稳定性，开始积极鼓励内生的经济推动力。您认为印度发展国企和私企的经验能给中国什么启示？
西蒙.朗：印度的私有企业更具备活力，资本市场也更加透明有序。在公平和效率共存的股票市场中，公众需要诚信。然而从政府和经济的角度来看，要想获得更多的利益，靠的并不是股票买卖，而是寻找一个好的战略投资者进行管理。
记者：中国和印度其实选择了两条不同的路径，一个是先引外资，然后培养内生经济推动力；另外一个是先发展内生力量，再利用外资。现在看起来，哪一种方式更好？两个国家是依据什么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
西蒙.朗：我在文章里提到了两种发展模式的优势所在，中国采取的模式看起来在提高发展速度上效果明显。至于这两条道路的选择依据，我引用了一位印度精英经济学家和政客的话，他认为二者主要的不同在于印度国内的资本主义更加发达，这在国外投资进入时扮演了重要的说客角色。
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获益匪浅
记者：世界看好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加入WTO以后，中国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最多的国家之一。不过，印度虽然曾一度将外商投资拒之门外，但目前印度政府和商界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了思路，您是否认为印度在未来也可能成为吸引FDI的重要亚洲国家之一呢？
西蒙.朗：是的。但我认为，如果印度要想和中国那样，在各方面大量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它还需要从根本上作出改变——具体来说，比如印度需要更好的社会基础设施、自由的劳动力法律和更好的土地政策等等。
记者：当中国开始反思FDI带来的利弊、开始有条件地引进FDI的时候，印度向FDI打开了大门。这样的反差，说明了什么问题？
西蒙.朗：我并不同意这个问题的前提。所有的FDI引进都是有条件的，来自投资者和政府。并非一个国家打开大门FDI就会自动涌入。
记者：经济活动自由化方面，印度和中国谁更有优势？
西蒙.朗：中印两国的经济发展各有特色。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获益匪浅，而印度有知名的IT专长和繁荣的外包产业，比如软件产业的发展世界闻名。而且，印度国内基本上人人能说流利英语，印度从中受益良多。
记者：有人认为，在土生土长的中国企业中，很难找到一家在国外销售产品的全球化企业。但印度就有能与欧美一流企业竞争的公司，如软件公司Infosys Technologies Ltd.和制药公司Dr.Reddy＇s Laboratories Ltd.此外，印度虽然缺少成为现代经济体的硬件，但却具备比中国更先进的现代经济体的软件，比如法院、金融体系等。是不是这些表明，印度的企业家们在长远会比中国具有更大的优势呢？
西蒙.朗：尽管印度有知名的IT专长和繁荣的外包产业，但这与广大群众并不相干。整个IT行业大约只有100万名从业人员，其产值仅占印度GDP的4%。印度制造业增长速度远低于服务业，而且提供很少就业机会，这是令人担忧的现象。2002年，印度制造业只吸纳了620万劳动人口，而中国制造业却有1.6亿名从业人员，中国已经成功地变成了世界工厂。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推行改革开放，这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为新的乡镇企业输送数千万员工。印度不可能发生这样的奇迹。
中印将成为“竞争性合作伙伴”
记者：目前，对于中国经济的看法，印度国内的主流舆论声音是怎样的？有经济学家撰文表示，“因为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印度精英阶层对中国高度关注，赶超中国成了印度举国上下的目标。”印度国内的实际情况是这样吗？
西蒙.朗：我认为这有一点言过其实，不过只是一点点。当我两年半之前第一次来到印度的时候，印度商界对于中国竞争力的恐慌让我印象深刻。现在，印度的商界仍然非常关注中国，但是他们更倾向于把中国作为一个合作机会而不是威胁。其实他们最担忧的还是中国经济减速对于全球和印度的冲击。
记者：中国的态度似乎和印度不太一样：中国并未将印度作为竞争对手，中国看到的最主要的竞争与合作伙伴是美国和欧盟。如果要说比较，似乎在这个舞台上中国是缺席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西蒙.朗：我同意。事实上，中国和印度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竞争对手。虽然印度可能以中国为标准衡量其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但中国是以美国为比较对象。另外，中国与印度的关系正在变化。目前，两国外交关系十分友好，并且双边贸易繁荣。我估计印度和中国将成为“竞争性合作伙伴”。
印度担心中国可能取代它在IT服务和外包输出方面的领先地位，只需几年，中国就能够造就与印度数量相当的软件工程师和会说流利英语的大学毕业生。鉴于它在全球经济中的巨大影响，中国可能会取代印度这项毋容置疑的竞争优势。
更重要的是，印度是否能在出口型劳动密集制造业方面与中国分庭抗礼。这是印度经济增长赶上中国在过去20年达到的水平的惟一途径。印度希望成为出口大国，但在发生重大变革之前，它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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