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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肖华
外资入股是不是解决城商行诸种问题的一剂灵丹妙药，眼下还难有定论
对济南市商业银行来说，今年春天异常繁忙。总计有35项业务创新和流程再造计划在春节后启动，行长郭涛亲自督阵，他希望进入夏天后济南市商业银行的竞争力能得到更大拔升。
实际上，督阵这一大刀阔斧改革的还另有其人：魏林森(Richard Williamson)。魏林森是澳洲联邦银行业务拓展部总经理，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济南市商业银行董事。自从2004年末，澳洲联邦银行成功收购济南市商业银行11％的股权后，魏林森就频频出现在这里，这家位于济南的城市商业银行的创新和改革步伐因此加快了。
在刚刚公布的一份评估报告中，济南市商业银行的综合竞争力在环渤海经济区域城市商业银行中名列第三，次于北京银行和天津商业银行。人们预计，因为澳洲联邦银行的入股，济南市商业银行将更具竞争力。
在111家城市商业银行中，选择引入外资作为发展战略的城市商业银行，其实并不惟济南市商业银行一家。早在1999年，上海银行就在城市商业银行中首开先河，引入IFC，2002年又进一步引入外资股东汇丰银行和香港上海商业银行；近的例子也有2004年10月，西安市商业银行引入IFC和加拿大丰业银行；有消息说，北京银行也已经基本完成了引入外资的工作；至于秘而不宣在进行引资工作的城市商业银行，据记者了解至少还有七八家之多。
种种迹象表明，这样的中外姻缘还会不断出现，外资的进入正在逐步影响着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模式和未来发展方向。这一切是如何发生，又将如何影响和改变未来中国银行业的竞争格局？
一见钟情的“婚姻”
城市商业银行引入外资的情节可能各有不同，但是动因却大体类似，济南市商业银行和其他的一些城市商业银行类似，也起于发展壮大的冲动。
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城市商业银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它们位于中心城市，大多脱胎于城市信用社，各个地方政府通常是他们的大股东。前者使城市商业银行获得了相对于农村客户更富含金量的客户群体，使它们的发展有了可能，而后者一定程度后又限制了它们进一步发展。
济南市商业银行也不例外，1996年它由当地17家城市信用社和城市信用联社改组而来，地方财政出资5000万，占股20％，是最大的股东。由于地处济南，山东最为富裕的两个城市之一，济南市商业银行最近几年发展很快，不过它也很快遇到了发展瓶颈。
郭涛透露，起初他们想通过“吃”掉其他城市商业银行来壮大自己。2001到2002年间，这一想法也得到山东省政府的支持，当时山东省政府曾提出由济商行重组省内其他城市商业银行，甚至“有过实质性动作”，但是由于其他地方政府并不同意，而且商行在资金、人才各方面尚不具备实力，结果未能成功。
当时，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的城市商业银行也试图连横，但是也均告失败，比如预计由17家不同省份的城商行合并组建的淮海银行难产，上海银行跨省收购马鞍山和芜湖商行受挫，连安徽省政府出面重组省内6市城市商业银行也不了了之。
被迫放弃合纵连横的想法，济南市商业银行转向吸引民资，增资扩股。他们冀望通过引入民资，一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缓解资本不足之困，二可以撼动政府一股独大的格局，为银行经营增添活力。两次增资后，该行注册资本由2.5亿扩充到10亿，地方政府占股由20％稀释至5％，众多民企成为新股东。这也是2002、2003年间城商行的通行做法。不过由于诸种原因，民营资本并没有成为促进济南市商业银行更上一层楼的主力军。比如，济南市商业银行在两次扩股后的第一大民营股东、占股15％的山东力诺集团直到去年夏天才在城商行的董事会中获得一个席位。
知情人士分析说，当时全国城商行都是一面吸收民资入股，一面心怀戒备，害怕成为民资股东的提款机。在广州与成都两市的城市商业银行接踵曝出股东操纵关联交易的案件之后，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与内部人和股东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令业界更加警惕。警惕的普遍结果是民资发言权有限，政府依然独大，银行经营状况没有大的改变，补充的资本许多又填进了新的不良资产窟窿。
“参股或者被参股，解决的只是董事会上说话的问题，而不是经营中的问题，”郭涛说，“我们最后决定引进外资，这是一条捷径。”他们看中的是外资的经营理念、技术和产品。彼时，济商行更为焦虑的正是这些方面的落后———在当地银行人士看来，商行只是跟在后面“抄”产品，占不了先机。
恰在此时，澳洲联邦银行正在国内逡巡，寻找合适的投资对象。魏林森告诉记者，中国加入WTO后，澳洲联邦银行就决定要参股中国的商业银行，最终他们又进一步把参股范围缩小到城市商业银行。到2003年，他们再进一步把参股范围缩小到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的十余家银行。“对我们来说，参股城市商业银行从成本和风险上考虑都更合适”。
2003年8月6日，澳洲联邦银行在对国际业务代理行的回访中，在济南城市商业银行的会议室中与郭涛们一拍即合，三个月后又签订了《合作备忘录》，一年后具体的参股方案——1700万美元取得11％股权，并可在2008年5月14日前增持至20％——获银监会批准。
引资？引智？引狼？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非得在股权上引进外资呢？”一位要求匿名的银行人士说，“请外国专家、买国外产品回来难道不行吗？”
在这位人士看来，对外资入股中国城市商业银行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去年底在媒体公开断言，在金融业进一步开放后，外资金融机构将加强对控制权的争夺。
人们担心外资正在采取这样一种陈仓暗渡的策略：在多个城商行持股，一旦政策放开即可增持至控股，这样他们稍加整合，就能以低廉的成本得到一个覆盖全国主要地区的商业银行，并且这个全国性的商业银行网点还分布在中国最富裕的中心城市地区。
外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时的一些制度安排加重了人们的这种疑虑：比如，IFC和加拿大丰业银行入股西安市商业银行时约定，外资持股比例将在未来增持到24.5％，澳洲联邦银行入股济南市商业银行时约定可以增持到20％。之前，这种增持股份的约定在外资入股股份制银行时比较常见，但现在这样的约定条款越来越多出现在外资入股城市商业银行中。
不过，外资们显然不愿承认，魏林森就急切地向记者表明不会有“那种错误的想法”。较早进入中国的汇丰集团更是公开表明将与中资银行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理由是任何外资银行都不可能在中国建立起数量相当的分支机构，合作更为明智。
尽管没有证据确认老外们是不是怀有这样的小算盘，监管层依然要防患于未然。近日，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已经吹风说外资在华参股银行不得超过两家。据记者了解，一些银行在引入外资时也开始考虑有意保留部分政府股权以加大与外资抗衡的实力。
“不管领导怎么想，我们是真的感到了外资带来的压力和兴奋，”一位南京商行某支行的营业员告诉记者，“最明显的是好多人开始看商务英语了。”IFC入股后，组织、委派一系列援助性的国际专家组，对南京商行的工作人员进行了全方位培训。
而济南商行一位支行行长则透露了核心业务的变化，比如现在对不良贷款的防范严格到只要出现一笔，该支行就无法再获批新业务，直到问题解决或者行长被撤换。
面对这些改变，究竟是控制权重要还是健康发展的金融业更重要？郭涛坐直了身子，对记者说，“商行上上下下都已经做好了自我改变的准备，只要能搞好商行就行”。不过，倘若我们将视野放大到全国，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轻松作答的问题。
城商行发展的三条路径？
不管争议如何激烈，城商行———尤其是资质不错的城商行———大都将引入外资提上日程。在他们看来，要想安然通过银监会给出的三年之限，从容面对2006年后银行业的开放格局，必须实现引资、上市，最后是跨区域发展。例如济南商行就将自己定位于“惟一一家总部在济南的商业银行”，北京商业银行已在上报跨区域计划，上海银行则有意染指宁波市商业银行。
之前，2003年8月，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在全国城市商业银行发展论坛上就表示，城市商业银行可以借鉴南京商业银行引进外资的思路。此后银监会发布《加强监管，促进城市商业银行的改革与发展》，明确城商行的发展方向是重组改造和联合，并打算允许达到监管要求的城商行跨区域经营。
不过在这点上，央行和银监会之间似乎存在分歧。去年4月，在“中国金融开放与商业银行改革论坛”上，副行长吴晓灵表示，中国不缺全国性大银行，不缺跨区域设分支机构的银行，缺的是踏踏实实为当地经济服务的中小银行。她奉劝城市商业银行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
“当初设计商行，是为本地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结果没想到他们反倒到处跟其他银行抢大客户，我们也很恼火。”浙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金融监管官员告诉记者，虽然可用双比规定(即对单一客户贷款不得超过净资产的10％，对前十位客户贷款不得超过50％)进行限制，但随着城商行这两年迅猛发展，可提供的单笔贷款数额越来越大，抢客户越来越凶。可以想象的是，随着商行跨区域经营，本地中小企业得到服务的机会更加渺茫。
听起来，这像是一个悖论：城商行越是发展，反而越是背离原来设计的初衷。
“这很正常，他们要生存。”国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说。在目前社会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之时，国有企业、大企业显然更安全更具吸引力。“要改变的话，一要政策引导，二要回归市场。”
目前看来，回归市场的道路可能有三：一是引进外资。可以看到，上述情况在济南商行渐渐得到改观。一位支行行长透露，按规定他们能提供的单笔贷款最高额才1.5亿，尽管没法跟四大行争抢山东高速之类动辄数十亿的客户，但以前大家都一心先做大客户，而按照新的业务规划，他们将发展倾向中小客户和个人的产品。
不过，济南市商业银行的回归可能很难在全国城商行中广泛复制。“你数一数，外资愿意进入的有几家？”夏斌反问。他更看好的是另一条道路：中小银行战略联盟，尽管可操作性如何尚未明朗。
第三条被看好的道路是台州市商业银行的路径，这是一个与外资参股截然不同的版本。这家土生土长的民营银行按照自己的朴素理解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银行制度，并完成对自身的准确定位：主要为中小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不碰大企业，不碰汽车与房地产按揭。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对这一模式公开表示认同，他认为民营资本进入现有商业银行进行改造的模式，至少应该在浙江成为主流。
（ 责任编辑：铭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