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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企改革涉及的问题有四个方面：1.如何评估国企改革进程，是不是国企改革方向错了，要不要珍惜前一段国企改革的成果？2.如何看待国有经济结构内部的深层矛盾，“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是否已经到位，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已经突破？3.如何对待国企改革纵深发展中面临的干扰？4.根据改革新态势，国企改革“瞄准”何处推进？
在日前由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召开的“中国改革评估———进程与挑战形势分析会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常修泽指出：2004年中国农村体制改革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国企改革却陷入了“胶着”状态。
常修泽说，2004年夏天以后，与理论界某些人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时间大体接近，在经济学界，出现了对产权改革的某些争议、质疑、非难以及挑战。虽然这些争议、质疑中包含了某些有益的东西，例如把“规范操作这一问题更加凸显，这是有意义的，要善于吸取其中的有益成分。但是从总体上非难和否定国企改革方向，不加分析地褒扬“国企效率高于民企，甚至主张中国走“高度集权的体制道路则是值得商榷的。这场争论远远超出了企业改革的范围，涉及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走向问题。
常修泽说，从企业的改革层面看，目前国企改革涉及的问题有四个方面：1.如何评估国企改革进程，是不是国企改革方向错了，要不要珍惜前一段国企改革的成果？2.如何看待国有经济结构内部的深层矛盾，“国有经济的战略性调整是否已经到位，国企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已经突破？3.如何对待国企改革纵深发展中面临的干扰？4.根据改革新态势，国企改革“瞄准何处推进？
常修泽认为，国有企业改革，正处在一个很微妙而且很关键的时刻，它面临两种可能：一、排除干扰，推进国企改革向纵深发展；二、出现一定曲折。在当前的形势下，这两种可能都存在。为争取第一种前景，避免第二种前景，必须要珍惜改革成果；正视深层矛盾；排除两种干扰；瞄准“三重推进。“排除两种干扰，一要排除否定国企改革方向的倾向对国企改革的干扰；二要排除党内和社会上的腐败势力对企业改革的干扰，突出解决在改革中的违规操作及“官商联手。总的思想是：“继续加快调整国有布局和结构，坚持国企改革方向，不要动摇和后退；同时要坚决打击改制中的腐败行为，注重国企改革在规范中顺利推进，不要经不起历史的检验”。“瞄准三重推进”，一向重点地区(东北、西北，四个中央直辖市)推进；二向重点行业和领域(特别是垄断性行业)推进；三向重点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推进。
———关于向重点地区推进。据体改部门提供的关于北京市国企改革的资料，全市工业部门2003年底仍有国有企业902家，其中亏损企业达333家，亏损面近四成，而这些亏损企业中相当多的是国有中小企业(国有小企业亏损面是国有大型企业亏损面的6.8倍)，这表明调整的任务相当繁重。而更值得研究的是，在已改制企业中仍存在一股独大的问题，从2003年当年已经“改制完成”的95家企业来分析，国家资本金占70%以上，比例明显过高。其《十一五改革规划研究》中提出：“到2010年，将80%的国有资本集中到优势行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制造业、城市基础设施)和优势企业。”作为2010年的目标，这样的提法是否合适？“现代制造业”是否需要“国有资本集中”？这些行业的企业应否必须“采取国有控股形式”？值得研究。需要重申的是，除了东北、西北之外，四个中央直辖市也应重点推进。
———关于向重点行业和领域推进。对于基础设施领域改革，最近政府报告中点到“电信、电力、民航等行业，但不知为何未讲“铁路”？对于这一迄今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垄断部门，不宜再拖。基础领域改革不可避免涉及土地市场问题。据资料显示，2003年，北京市出让经营性土地3100多公顷，其中，采取“招(招标)拍(拍卖)挂(挂牌交易)形式出让的，只有216公顷，仅占6.9%，市场化程度很低，必须推进土地的市场化进程。另外，继“36条宣布鼓励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的行业和领域之后，应尽快制定这些产业的有关目录(按“非禁即入的原则制定)，促进这些国有资本垄断领域逐步“破垄。
———关于向重点企业推进问题。根据调查及推算，在国企改制方面，小型国企改制约实施80%-85%；中型国企约实施50%-60%；鉴于这种情况，一方面，要继续推进国有中小企业产权制改革，不可松懈，尤其要防止“回潮，防止刮“清算风；另一方面要着力推进大型国企(特别是央企)改革，寻求突破，不要停留在所谓的“公司制改革层面，要明确，即使是国有大型企业(包括大部分央企)也要改成“混合所有制企业。至于大型企业M BO，现在采取一律封杀的办法，紧急情况下采取“一刀切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型企业情况又很复杂。大概可分为这样三种情况：一种是改革开放以后按市场化模式创办和经营的大型企业，如“三九企业集团、蓝星集团等；二是由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型工厂发展和改制而形成的大型企业集团，如一汽、鞍钢等；三是由原政府行政机构“翻牌或“分拆而形成的企业集团，如电力、民航、电信、石化企业等，要从实际出发，具体细化。
常修泽说，需要注意的是，目前中央、省、地均在建立国资监督和管理部门，按照其职能定位，负责对属下的国有资产进行“监督和管理，但中国现在处在一个特殊的体制转型时期，现实的问题是国有资本的存量格局还没有得到相应的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复杂，一方面要加强国有资本的“监督和管理，另一方面又要“调整国有资本的存量格局，而调整这个格局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把不应该存在于某些领域的国有资本“置换出来。这就产生了“国有资本的监督管理者与“国有资本格局的调整推动者两重角色的差异问题，由前者来做后者的事情我看有些勉为其难。仅仅由这一“孔道也可看出建立与改革进程相适应的“改革协调机制颇有必要。
不宜在经济领域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活动问题。常修泽说，评估2004年的改革，不能不提及这一年发生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问题。“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国际思潮不是不应该研究，特别是学术研究机构，对于在其理论体系及“华盛顿共识影响下某些国家的经验教训，也值得吸取和借鉴，研究、吸取和借鉴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要不要针对中国改革的实践进行“批判活动，对此则要采取十分谨慎的态度。
“我有一种忧虑：国内近年形成的‘以人为本、协调发展、市场经济、和谐社会’等主流思想体系，包括努力让世界承认我国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等，一旦羼进‘反市场化’的东西，就会使改革的思想发生紊乱，并导致改革、发展受挫，而如果改革、发展受挫，某些隐伏的社会矛盾就会冒头，这对发展和稳定是很不利的(实际上这种‘批判’已经对人们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鉴于此，常修泽说，不宜在经济领域开展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活动。现在需要凝聚人气，切实按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的目标和新的政府工作报告的精神，“着力推进改革，力争“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
（ 责任编辑：张雪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