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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伯先生是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兼中国清华大学教授，去年5月，他提出了所谓“北京共识”。
此前，新古典经济学家达成的“华盛顿共识”在上世纪90年代风靡一时，到现在相信者寥若晨星。
1989年苏东巨变之初，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为主流的西方正统经济学家立刻达成了一种共识，即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必须采取激进的方式，人们不可能分两步跨越一道鸿沟，渐进式改革是难以成功的。这一转型理论被称为“华盛顿共识”。
其核心是主张转轨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迅速取消政府的各种干预，推行国民经济全面的自由化和私有化，以尽快实现宏观经济的稳定化。
“华盛顿共识”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组织的大力推广，对转型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苏东巨变后的其他前计划经济国家以及阿根廷等为数不少的发展中国家大行其道。
然而，“华盛顿共识”的实施结果，是在短短十年内就摧毁了十几个经济体，这些国家陷入长期混乱和停滞。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远离这一模式的中国却取得了持久的快速增长。这显然与提倡激进式市场化道路的“华盛顿共识”的预测大相径庭。
但是他们并不就此认为自己的理论失效，而是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特有的初始条件，是转型前超强的城乡二元结构能量释放的自然结果，与中国所推行的发展模式是不相干的，因而中国的成功并不具有普遍意义。
近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进而认为，中国渐进式转轨的长期成本是高昂的??因为双轨体制会在发展中制度化，利益集团的形成会使继续推进转轨的努力归于失败或丧失了进一步转轨的动力来源。
对照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政治体制甚至宪政制度的改革，我们有理由再次怀疑新古典学者的判断。“北京共识”应运而生。
库伯将这种中国模式归纳为：艰苦、主动地创新和试验（如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疆土和利益（如台湾）；深思熟虑、不断过度积聚能量以作手段（如4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创新和实验被认为是其核心。其主要目标是：在坚持独立的同时寻求增长。
策略地讲，“北京共识”要求私有化、自由贸易等进程遵循极为慎重的原则，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因此，从转型经济学的角度，库伯实际上把中国的成功归结为渐进式道路的成功，虽然“北京共识”中还包括了诸如政治战略等其他特征。
“北京共识”可以在新政治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中找到理论依据，前者表明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是紧密相连的，经济和政治必须协调发展，任何制度的变迁都是各种相关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而后者则表明人类无法控制和设计各种制度安排，经济社会的进步是自发的、渐进的。
进一步说，落后的制度可能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维持而极具生命力，同时国家的发展只能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的结果，不可能具有统一的模式。
这种中国特色的道路具有普遍意义吗?
“北京共识”认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则可循，尽管如此，中国模式还是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这种借鉴意义正是要求发展中国家在谋求自身的发展时，必须遵循本国国情通过创新和实验找到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而不能盲从西方模式，不惜代价地引进外资或外国公司，一个国家需要创造适合自己发展的环境。
这似乎也应验了一句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