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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明园在北大和清华的旁边，我当年读书的时候是常去的，民兵训练也在里面进行。有一天晚上，里面的一个大芦苇垛着火，我们还拿了洗脸盆去扑火，一个个弄成落汤鸡。去年，听人说里面修缮一新，对游客开放，我没有去，因为我不喜欢热闹和俗艳。今天，北京举行听证会，各路专家对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利弊发表意见。我赞同清华大学教授李楯的如下意见：
“圆明园遗址公园作为"遗址"需要'体现'的不应是圆明园管理处所强调的"圆明园盛时的基本风貌"，而应是一个被强盗、被暴力毁坏了的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古建筑、古园林残存的风貌。由此，才能使人们在这里感悟和反思历史，由此，《文物保护法》中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立法目的才能实现”。
圆明园遗址公园湖底防渗工程在科学上是否站得住脚，这个问题应该让科学家去评判，但是，公园管理处所介绍的设想确实是有问题的，问题的实质是遗忘历史。我们从这件事情中得到的教训不仅在决策方面和生态保护方面，还应该包括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如何对待历史。
但是，李教授所说的保持“一个被强盗、被暴力毁坏了的中华民族历史上辉煌一时的古建筑、古园林残存的风貌”早就不可能了。圆明园1860年被英法联军抢掠并烧毁后，又遭到过附近群众的大规模哄抢，凡是有一点使用价值的东西被抢掠一空，石狮子之类的艺术品则被一些单位收去，北大校园里就有。我在40年前看到的，已经基本上是一片荒地了，只有一些破碎的石头横七竖八地倒在荒草丛中，里面还有一些农田和居民。这样一个情况，要建成一个教育后代的遗址公园，其难度恐怕比重建一个圆明园还要困难。不过，如果从一开始就明确目标，也还不是完全不可能，如大规模征集从这里流散出去的石头，整旧如旧，多多少少总能体现一些这座皇家园林被毁的惨象。
还有，遗址公园的功能应该是社会的，而不是经济的。这就要求财政的常年巨额投入。要做到这一点，应该做充分的论证，也就是财政能否负担得起。如果不能承担，不如暂时不搞。从公园管理处的陈述看，他们经费不足，想办成一个赚钱的实业，这就违背了初衷。出现今天这样的被动局面，要承担责任的就不仅是公园管理处和海淀区。
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大气候里发生的。我们整个民族都应该反思：我们是否有意无意地遗忘了，甚至嘲弄了自己的历史--被侵略被压迫的历史，人民群众英雄抗争的历史？
有报道批评说，《沙家浜》中的阿庆嫂成了“风流成性、可以令人丧失理智”的女人；《红岩》中的江姐与许云峰成了一对男欢女爱的情人；《杨子荣》中的侦察英雄居然与土匪头儿“共用”一个情人。与嘲弄现代革命志士相反，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竟成了“弘扬民主”的新派人物；引狼入室的汉奸吴三桂成了凛然大义的英雄汉；秦桧变成了“有远见的政治家”。许多地方都有亵渎烈士的事情发生。在福建，黄花冈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烈士的塑像被当成小便池；在辽宁北票，烈士陵园给一个大而无当的广场让路；在江苏，烈士陵园让位寺庙；在泸州，艳舞跳进烈士陵园。最近，又有人指着烈士遗像大喊“大美人”，“照个相”。
一个民族固然不能生活在历史里，生活在仇恨中，但历史毕竟是不能遗忘、不能嘲弄的。列宁说：“背叛历史，就意味着背叛。”现在是强调尊重历史，从历史中汲取营养的时候了。
（ 责任编辑：胡晓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