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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国民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5%；固定资产投资（FAI）同比增长22.8%；工业品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5.6%，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2.8%。
如此“高增长、低通胀”的完美数字显然并不能让所有人信服，在“GDP注水论”引发争议之后，质疑者再次将矛头指向了通胀指标，疑点主要集中在“房价未纳入CPI统计”、“统计过程中的估算、估测影响了CPI真实性”三个方面。
面对质疑，国家统计局官员4月19日作出正面回应，就CPI存在的疑点予以了解释。在此，我们不想赘述数据统计的技术因素，只是想从理论和现实层次考量质疑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从理论层次看，质疑者显然还生活在早已远去的“凯恩斯时代”。只有在早期没有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里，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才是此消彼长的负相关关系，而奥肯定理意味着失业率和国民收入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于是乎，经济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就显现出了完美的正向呼应。而政策制定者面对的无非就是一个米兰·昆德拉式的选择：是高还是低？在双高或者双低的选择之中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永远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然而，经济理论的发展也是因果循环，凯恩斯革了古典经济学的命，而理性预期又革了凯恩斯的命。在附加预期的菲利浦斯曲线里，通胀率和失业率不再有任何固定的相关关系，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同起同落的理论链条也就此断裂。
从现实层次看，质疑者显然忽略了经济历史的两个重要时段。上世纪70年代，供给冲击下的世界经济出现了“滞胀”的现象，即经济衰退伴随着高通胀，正是这种事实上的悖论直接引致了凯恩斯官方经济学的终结。而美国1991年至2000年间的经济繁荣直接造就了高增长、高就业、低通胀的“新经济”神话。两个经典的历史片断正好从正反两个方向宣告了凯恩斯主义的虚幻。
因此，质疑论者对中国经济数字的发难在理论上是因循守旧，在现实上也是鼠目寸光。高增长、低通胀不是什么反常现象，相比质疑论者的无谓质疑，另外一个问题更值得关注，那就是中国的“新经济”是否具有可持续性？
美国“新经济”的动力来源是信息技术、知识经济，所以当高科技泡沫烟消云散之后，美国经济自布什上台以来开始走入了低谷。而中国“新经济”的动力来源是制度改革带来的全要素生产力提高，中国的低通胀高增长是向较高层次长期均衡增长路径趋近的现实反映。因此，中国的“新经济”是具备可持续性的，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保持。当然，有益的质疑能够激起对中国“新经济”的有益思考，从这点看，质疑者的质疑是不无裨益的。
（ 责任编辑：沈亚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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