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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了中国官员与民众的比例不合理的说法，称时下官民比例为1：26。这，引起了舆论的沸沸扬扬，直至今日尚且争论不休。
“五一”前，人事部副部长侯建良对此进行了辟谣，说所谓的官民比例应为1：197.69，而非1：26，原因是后者把企事业单位的公职人员，如教师、医生、科研人员等也给计算了在内，实际上他们根本就不是官儿。
机构改革，在中国已经成了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认为中国时下官民比例为1：26的人，目的只有一个，即希望减少财政供养人员，以使人民负担降到合理的程度，同时建设一支廉洁、勤政、务实和高效的公务员队伍，绝不是危言耸听，惟恐天下不乱。而侯建良副部长的辟谣，用意肯定是进行一下澄清，绝不是告诉人们不必为“皇粮国税”被吃掉得太多而忧心，更不是希望人们不要为机构改革摇旗呐喊。在此，我无意卷入这场谁是谁非的争论，只想就中国的官儿（或财政供养人员）怎么就总也减不到一个不再引起争论的程度多讲几句。
以往，一提精兵简政，首先考虑的就是财政负担。这个思维方式，由来已久，从革命战争年代就开始了，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专门提到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最先提出了这个建议。自那以后，直到目前的机构改革，无一不是与财政负担相联。当然，财政养活人，出现了困难时，就减去一部分人，这本身没有错。但问题是，出于此目的的减人，虽然一时取得了成效，可一旦财政形势好转，压力得到缓解，就又可能不再积极地推动机构改革了。尤其在“发展是第一要务”的时代，任何地方都在发展，既然发展就需要人干事，无形中使机构改革的热情也就容易打折扣。
有鉴于此，不用改革的办法，去改革一下机构改革本身，看来机构改革确实很难推进了。那么，究竟用什么办法来改革机构改革？转变观念，由以往的以解决财政困难为目的转变到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上面。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跟财政困难格格不入。一个开不开支的社会，绝不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但一个和谐的社会，肯定是一个开支容易，且有富余财力可以干更多事业以促进更好发展的社会。所以，今后的机构改革，应该树立这样的观念，那就是无论财政形势好坏都得有机构改革的紧迫感。只要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要求，就坚决地予以改革，直到符合这种要求为止。
中国的最大国情是人多。养活人，什么时候都得首先考虑。在计划经济模式下，国家把农业产业以外的人全包揽了下来，从分配工作，到职称评定和升官，最后退休养老，几乎就是“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所以，几十年里，数不尽的人争先恐后当官，最起码也要进入国有企业。26年改革下来，这种安排人的机制在国有企业那里被打破了，但在公职人员尤其官员这里却依旧“铁板一块”。倘若不坚决地推进机构改革，那么，已经为国有企业改革承担了成本的下岗职工们怎么能够心理平衡？不难想见，官员们高高在上，大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头头是道，却硬是产生不了一支廉洁、勤政、务实和高效的公务员队伍，势必给社会稳定埋下“定时炸弹”。
说到底，机构改革同当年的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已经由因人设位的阶段发展到了因事留人的阶段。这个阶段的要求就是，必须符合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要求。当前，尤为紧迫的，必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公权切不可随意无故与民争利。黑龙江省绥化市原市委书记马德，以“卖官书记”臭名昭著。现在，马德身陷囹圄，离开了绥化，可是他的“屁股”又由谁来擦呢？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马德落马之后，与他有瓜葛的好多官员很快就官复原职或者易地做官、升官了。同时，绥化管辖的望奎县，不到二百米长的街道上，西边有个城市建设局，东边又有个城市建设管理局；与望奎平级的安达市，设有乡镇企业局，又设有中小企业局、民营企业局、经委......原因不必细究，如此叠床架屋，毫无疑问与马德卖官有关。由他开始，一级一级往下，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卖官，而一旦收了人家的钱物就得给人家安置个位，终于到了难以摘牌的地步。由此看来，反腐是啃硬骨头，机构改革更是啃硬骨头。
机构改革，遇到了阻力。但是，转变思维方式，用改革的办法推动机构改革，必将“柳暗花明”。
（ 责任编辑：胡晓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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