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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和德国技术合作公司，于2005年6月25—26日在海口共同举办“政府转型与建设和谐社会国际论坛”。搜狐财经对此次论坛进行网上直播报道。
孙立平：大家下午好，感谢主持人给我这个机会来讨论这个自己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题目是叫中国进入博弈时代。
最近，人们非常关心是这次房地产热和房地产调控。对这个事件有不同看法，从我个人的角度我看作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这个标志就是中国进入博弈时代。在这里面我想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博弈时代的到来。那么我讲这次房地产调控，房地产热以及房地产的调控象征性标志着中国第一个博弈时代的到来，实际上这个时代不是一下子到来。在这之前有三件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预见到中国进入一个博弈的时代。
第一件事情就是03年的围绕着121文件所进行的博弈，最后出台的18号文件，这个结果对房地产热的发生，对今天进行房地产调控是有因果关系的。所以，其重要性在于是改革20多年来第一次通过社会力量的博弈改变了中央政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政策。第二事件是已经进行两年左右，现在还没有结果陕北油田的产权之争。事件有几个特点，第一个他涉及的利益规模，非常大，几千口油井，70个亿资产，第二个进行博弈的时间也非常长，到现在大约已经有两年的时间。第三个他使用的利益的博弈的手段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到现在应当说博弈还没有结束，在座也有参加有关活动的学者，结果大家已经看得差不多了。第三个事件就是两税合一及其争权。到今年两会期间有一个结果。这次关于两税合一当中提出的一个特征就是不同的政府部门直接卷入这场博弈当中，大家知道一方是财政部，一方是商务部，后面各有一大堆企业，内资和外资企业，各有各的队伍。这一系列的事件启示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博弈时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讲利益博弈，因为利益博弈应该成为利益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贫富差距的问题，最近看到一个美国的学者，我只是从内部来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很严肃的研究，我也不知道他讲的是否有根据，他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10个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我们要看到另外两点：97年世界银行一个报告讲一个国家在15年间，他的收入分配情况发生如此之大的变化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中国从一个相当平均的主义国家成为一个不平等的国家，这个变化只用了15年的时间。第二我觉得我们看贫富悬殊问题，不仅仅在他的严重程度，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控了。在去年一年时间里，我们看到这两年的时间中央政府以及地方政府可以说是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弱势群体的政策，特别是去年包括农业问题，大家都知道，农业问题加上一个天气问题，加上一个粮食涨价问题。尽管有这个基础，贫富差距还是进一步拉大。没有这些政策的调控，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需要来看究竟这个利益格局的失衡，贫富差距的拉大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他的机制是什么？我觉得我们不能够仅仅把这样一个结果看作是某些政策偶然的失误的结果。我们看到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总是对一部分人有好处，而对另一部分人不利。我们应当看到他背后的因素，这个背后的因素是不同的群体在为自己争取的利益导致的结果。而这样一个机制是通过利益博弈的方式来实现的。现在，我们可以说无论是在市场的首次分配当中，还是国家的再分配当中，实际上都是和这个利益博弈分不开的。刚才樊纲教授所讲“一切都要”我都同意。这些应该的要，为什么许多人去做，我们现在有什么条件使得他可能去做。实际上，我们要看到公共政策实际上在很大程度是不同力量的博弈结果。从这样的角度去看，这十几年贫富差距拉大是为什么，主要是由于收入差距造成。80年代当时有一个调查，这个报告中说，当时社会收入差距主要是针对个体、私营业主收入过高，承包承租者一般的收入差距过大，地区与地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
到了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因素加了进来，我把他叫做瓜分经济，现在经济学有一些学者讲掠夺经济，这个概念我们使用起来还是过分笼统。我们把掠夺性的经济分仔细一点，叫做瓜分系统。他是指分割一块公共的财产，这些有许多学者有很多的研究，包括80年代的“三差”、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认为，这些瓜分要达到GDP的30％。最近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行贿受贿，可能说是分割这块公共财产的重要现实，而分割这块公共产品从90年代中期以后，成为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原因。
大概从最近五年来说，这几年是真正的掠夺经济，掠夺经济就是不同经济群体相互掏腰包。这些计算他讲需要企业通过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获得4400亿，这相当资方从劳方腰包掏出4400亿。实际两个百分点的负利率，意味着存款人少收600多亿。我们知道大部分借款人是富人。征地造成很多人没有土地，也就是说地方政府和房地产商从土地上得到了2万亿。然后城市拆迁，这是一个没有办法计算的数量，然后中小股民的损失现在大概不止15000亿了。最近我们看到这些因素加进来，从收入的差距，到瓜分经济，到掠夺经济，这是成为我们这个社会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失控的一个重要原因。从财富掠夺的方式一个新的现象，中产基层成为被掠夺的对象。最近，发生的一些反日游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次游行跟历次的游行不一样，以前是学生，现在是小白领发起的，因为小白领在住房方面都有欠债，基本每个人身上都背着100多万的债务。所以心里焦虑，压力很大，所以到街上去发泄一下。
除了这些明显的掠夺，还有一些隐性的掠夺，就是现在所说的新的“三座大山”，教育、医疗和房子。这次房地产，说他象征性标志着中国引入利益博弈的时代，最重要是一些利益的基本要素起了作用。首先有一定发育的群体，在这次利益博弈当中，我们已经看到，这是若干年间，社会的利益不断的分化的结果。这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利益群体之间的联盟和对抗，这次博弈当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样一个联盟。这样一个联盟应当说是和90年代初就开始逐步发育起来的，我在98年写了一个报道《精英联盟》，这与精英联盟是有密切关系，通过房地产这次博弈，我们也看得更加清楚。第三，就是利益表达。这次房地产博弈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他的利益表达是直接了然，包括当中最敏感的政府主体，而且我们看到当媒体上已经评论，房地产这个价格房价已经具有政治化的含义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一行地方政府包括一些中央政府部门仍然直言不讳的表达他们的主张，这是可以说是意味深长。第四个新的利益博弈手段的采用，在这次房地产博弈当中，我们可以看看人民使用那些名词都有很大变化。要挟、挟持、绑架。今天的会上还有一个俘获。这些词都是原来没有用过的，我们可以看这次房地产博弈当中，这些名词实际上是代表一系列的博弈的手段，这些手段不仅表明利益博弈的手段和利益博弈的程度和激烈。
第二个问题是利益博弈成为社会运行的一个新的机制。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利益博弈和社会运行的关系，我们要看到一个新的变化，任何大的社会变化都会涉及两个变化一个是体制变化，一个是社会力量的变化。但是，这两个因素在80年代或者是在90年代以后这两个关系是不一样的。
在80年代是体制的变革促成新的社会力量生成。新的社会力量不断适应体制的变化。但到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力量开始定型，从而来影响体制的变革，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最近这几年人们为什么对改革的过程出现很多的议论，甚至是不满的议论。或者说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已经出现一种扭曲改革的机制，是有密切的关系。在最近几年当中，最后一项利益比较均衡的改革就是住房改革，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城市当中的居民大部分成为一个小有产者，农民在农村分了地，城里分了房，这最后一次有利有弊的改革。我们必须对改革新的机制要有新的警惕。我们现在讲一个很具体的例子，现在讲医疗制度的改革，最近的改革是降低药价，提高医疗的价格。但是，说句老实话，很可能过一段时间，降下的药价又上升了，而医疗价格也上去了。第五点，我觉得我只能说这几句话：
第一个政府的超越性和供公正性，利益群体发展的均衡问题，
第二是利益主体发育的均衡问题，
第三个是是利益群体发育问题。人民讲了很多，上午讲了很多，非常重要利益群体使得利益要求可以凝聚从从而达到宏观决策的程度。
利益博弈的发展。我归纳四句话，中国进入博弈时代，现在迫切需要一个容器盛装利益博弈。这个容充气就是利益博弈的制度和舞台，利益博弈的制度化呼唤民主制度。
迟福林：
他的时间都用完了，看来我的主持人之间的博弈是很困难的，第三点是需要制度的规划。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实在只能提一个问题。
嘉宾：
我觉得孙立平教授他做了很好的演讲，中国进入这个利益博弈时代，从这个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的理论来看，这确实是有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和进一步思考的判断，我的问题是孙教授在做这个判断的时候，你判断一个时代的特征的时候依据是什么？有没有国际的经验作为支持，除了这三个案例以外有没有宏观的分析和描述，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评价一个国家进入什么时代，在中国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中国是个二元结构非常明显的国家，刚才樊纲教授讲的，城市化只有40％，而60％人在农村，我们现在的利益博弈发生在城市，如果根据城市来评价一个国家进入一个利益博弈的时代有没有值得思考的地方。
孙立平：
进入利益博弈的时代，很难用一个定量的方式来判断。但是，最基本的有两条，第一，这个利益博弈会不会左右当前社会发展的状况。第二，这个利益博弈能否对整个社会产生影响。从这两点来说，这个时代基本上到来了。第二个问题，我不太容易同意农民不参加了利益博弈，也不是弱势群体没有参加利益博弈。在中国，事实上也是这样，弱势群体没有办法用制度化的方式来参加博弈，他只能用上访等极端手段来表现。然后，媒体、学者通过带有渲染性的语句，告诉政府不稳定的因素已经产生，来让政府感觉有问题，这样才会施加压力。这不是制度化的规范化的施加压力，我希望弱势群体通过合理的方式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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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单秀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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