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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本报记者 柏晶伟
“公平与效率”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话题。特别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出，引发人们对公平理念的重新思考：如果公平与效率是经济生活中的一对基本矛盾，两者是否可以兼得？坚持效率优先，是否意味着提高效率，就将牺牲公平？只有不公平，才会有效率？提高效率是否就等于要拉开收入差距？坚持效率优先，如何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如何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可以说，直到目前，这场争论仍然在进行中。
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平现象丛生，是导致社会冲突的原因之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将人摆在国家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重视人的平等，满足人的合理需要，实现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正在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刘国光教授说，现在是到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的时候了。
要历史、全面地看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几年前，学术界就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提出质疑，认为它忽视了社会公平，损害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您怎么看？
刘国光：要历史、全面地看待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是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国家，大锅饭的分配体制，使效率大受影响。20多年前实行市场取向的改革后，逐渐讲求效率，拉开收入差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农村到城市，经济活跃起来，非常见效。于是，经过10多年，就把“兼顾效率与公平”作为经验总结，写进了党的十四大的决议。但是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在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提法上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把以前的“兼顾效率与公平”，改变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使这两者关系，由效率、公平处于同等重要地位，改变为效率处于“优先”的第一位，公平处于“兼顾”的第二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从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始，直到如今，在我国收入分配政策领域的居主导地位。
为什么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效率相比，把公平放在兼顾的次要地位呢？这与我国经济长期落后，难以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解决众多社会矛盾有密切关系；也与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带来的巨大机遇和挑战有密切关系。这种形势迫使我们积极进取，尽一切努力增大我国的国民财富和综合实力，所以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时要求我们“思想更解放一点，改革与开放的胆子更大一点，建设的步子更快一点，千万不可丧失时机”，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样就把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和国家经济实力的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效率成为第一位的问题。另一方面，制约我国提高效率的主要因素，当时仍然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平均主义。为了更快地提高效率，增加国民财富总量，就必须进一步坚持“打破平均主义，合理拉开差距，坚持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的政策”。
因此，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新提法，是适合我国当时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的，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社会阶层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经济理论界也出现代表不同利益的声音。有些人借“优先”和“兼顾”之差异，有意无意地贬低、轻视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单纯为一切聚敛财富的过程辩护，这就不符合改革的精神了。因为在这一时期，中央一再强调，“先富要带动和帮助后富”，“要注意防止两极分化”，丝毫没有忽视社会公平的问题。
到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的时候了
中国经济时报：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0．5，远远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这说明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相当大，两极分化已经形成。
刘国光：我们现在还不能说收入差距已经发展到两极分化，也不能说到达承受极限。反映分配公平的基尼系数客观上是处在上升阶段，但如不采取措施，就有迅速向两极分化和向承受极限接近的危险。所以我们必须从现时起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调整效率与公平关系，加大社会公平的分量。第一步，可以逐步减少收入差距扩大的幅度，以后再逐步降低基尼系数的绝对值。所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现在就可以开始淡出，逐渐向“公平与效率并重”或“公平与效率优化组合”过渡。
中国经济时报：您的意思是，现在重视和提倡社会公平的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改变？
刘国光：我认为，进一步重视公平问题的时机条件已基本成熟。因为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经济总量、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现在已经完成ＧＤＰ第一个翻番和第二个翻番，正在进行第三个翻番阶段。在我国居民生活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的基础上向全面实现小康水平过渡，并已经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可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社会结构已经逐渐形成占有财富、权力和知识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以贫困农民、城市农民工、城市失业者与下岗人员等为主的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有很强的影响，在社会舆论和话语权中也很有影响。但弱势群体则缺乏相当的组织形式表达他们的利益要求。这种社会缺陷亟待弥补，如果令其发展下去，只能扩大社会鸿沟，而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我国改革之初，各阶层人民受改革之惠，生活改善，没有分化出明显的利益集团，普遍积极支持改革。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不同利益人群逐渐形成，有的在改革中受益较大，有的受益较小，有的甚至受损，对改革支持的积极性也有变化。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今后一定要强调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正、公平。
如何解决收入差距拉大和社会分配的问题
中国经济时报：如您所言，当前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中国社会结构已经逐渐形成以占有财富、权力和知识为特征的强势群体，和以贫困农民、城市农民工、城市失业者与下岗人员等为主的弱势群体。有学者预言，中国的贫富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如何才能解决收入差距拉大的问题？
刘国光：导致收入差距迅速拉大、社会分配问题丛生的因素十分复杂。体制上的弊端，法治上的漏洞，和政策本身的不尽完善，等等，都是重要原因。这些方面近几年来政府做了很大努力，情况有所改善。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能解决的社会分配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如行政性垄断行业收入高于非垄断行业，相差几倍，久已为社会所议论，但至今尚未从源头上、从初次分配环节解决垄断利润的产生和分配问题。
我认为，解决收入差距要利用税收杠杆。如个人所得税制度，本来是一种调节过高收入、抽肥补瘦的税制，但是多年来中低收入工薪阶层却成了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主体，税法不严使一些富豪逃避交纳个税，个人所得税从抽肥补瘦变成了劫贫帮富的税制。现在要抓紧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步伐应当加快。又如遗产税，许多国家都把它当做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中国目前缺乏个人财产继承、赠与和转让法规，没有建立个人财产登记和收入申报制度等，这是实行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前提，应当加紧研究，积极准备。
其次，国有资产划转给社会保障基金。这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福利的一项重要措施。现在地方国有资产大部分卖光，其收入有多少划拨到社保基金？国企改制中变现收入的用途，包括划拨给社保基金，要赶快立法。
还有，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要由经济建设型为主转变为以公共服务型为主。这是与提高公民福利，促进社会公平有关的十分重要的改革。因为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多是低收入者，包括教育、保健等在内的社会福利措施，可以提高人的素质，改善人们进入多种就业渠道和社会生活的平等机会。但是现在政府职能和财政功能转变滞后，这一转变往往受到许多地方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热衷于大搞政绩工程的限制。重视经济建设，轻视公共服务，使中国曾被世界卫生组织批评为卫生资源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之一。教育经费占ＧＤＰ比重在世界各文明国家排名居后，尤其是义务教育供应不足，相当多的老百姓没有基本能力进入劳动市场，被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当然这些情况都在改进，但与投入经济建设的资源相比，改进的速度还是很不理想。此外，一些地方还借经济建设与改革之名，使居民财产权利和收入权利受到侵犯，在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拖欠民工工资以及企业改制中损害群众利益浪潮的兴起中，可以看到政府权力过大，某些官员行为不正，吏治腐败的背影。
现在，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为重点，深入开展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央加大了防治腐败的力度，坚持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产生腐败现象的深层次矛盾，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加大制度建设，尤其是民主法制建设，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制约。
强调社会公平，不是回到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
中国经济时报：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在效率与公平关系上加大公平的分量，这样做，是否意味着要回到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老路上去？
刘国光：中国改革发展到现在这一步，很少人想回到大锅饭的旧体制。随着市场经济理念和运行规则深入人心，经由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取得的高收入和扩大的收入差距，已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认同和接受。引发不满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入以及体制内因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规范收入。人们希望的无非是调整和纠正这些不公平现象，并运用再分配杠杆适当调剂贫富差距，而绝不是想触动那些合理合法的高收入。因此，强调社会公平谈不上重新唤起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不会使改革开放以来达成的共识受到冲击。实际生活中，目前平均主义的残余，己限制在一些国有机构、产业部门中越来越少的地方，而且，国有单位之间也出现相当大的收入鸿沟。残余的平均主义要继续清理，但目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平均主义，而在分配天平的另一端，需要适当校正。
应当指出的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现在有些被割裂了。好像这些年来，强调市场经济多了一些，强调社会主义少了一些。而在谈及社会主义时，则强调它“发展生产力”的本质即提高效率方面多一些，而强调它“共同富裕“的本质即重视社会公平方面少了一些。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制环境和人治环境下建立的市场经济，如果不讲社会主义，如果忽视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必然是人们所称的坏的市场经济、权贵市场经济、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邓小平告诫我们：改革造成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我们要避免这个前途。要避免这个前途，那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更加重视社会公平问题。
（“转型期社会冲突与秩序重建”系列文章到本期为止，全部刊登完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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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魏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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