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篇文章中对李稻葵教授观察印度得出的两点结论提出了质疑，有一家网站把我的文章标题擅自改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瞧不起印度》，仿佛我也加入讨伐主流经济学家的大军。

　　事实上，我完全同意李稻葵的第三个观察结论：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可以完全物质化。一个社会的和谐安定与否，不单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分配的平等性，还有很多主观的意识形态因素在其中。印度穷人很多，但社会治安相当好。在全球有统计的62个国家中，印度的犯罪率处于倒数第二，谋杀率也处于中位数，低于泰国、波兰与美国，和芬兰差不多。李稻葵由此得出结论：可见，一个社会的安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的心态。印度教教义提倡忍耐，这对于印度社会的和谐是有帮助的。

　　印度的经验确实可以颠覆物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但这种思维方式在国人心中已经根深蒂固。

　　以前的历史暂不管它，至少这二十多年来的主流思想是，只要经济发展了，社会财富丰富起来，人民生活富裕起来，社会就可以臻于良性循环了。直到今天，张维迎教授仍然在强调，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把饼做大。

　　问题是，如果片面地强调做大饼，把其作为整个社会唯一重要的事业，为此不惜一切代价，则做大财富之饼的过程，就会真的变成牺牲一部分利益的过程。其中，包括一部分人抢夺另一部分的饼。或者从总体上看饼确实做大了，大部分人也都受益了，但有些人被挤到边缘。

　　回到李稻葵的断言，这种一味追求经济增长的做法，还导致了一个不大为人注意、但却相当严重的精神后果。

　　极端的“现代性”

　　现代社会区别于古典社会和中世纪社会的最大特征，就是世俗化，人的肉体欲望、世俗的幸福获得了正当的辩护理由。至少在哲学家的论述中，古典时代人们追求的是美德和正当，政府追求的是正义；到了现代，人们追求的是权利，政府则主要在进行财富的再分配。

　　经济学也正是在现代性发育丰满之后才由亚当·斯密提出的。而“经济人”概念由一位法国人发明，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因为，相对于英国、美国，法国人、欧洲人启蒙得更为彻底，因而也更容易相信物质主义，相信人的活动就是追求个人欲望、尤其是物质欲望之最大满足。

　　中国为什么比印度经济增长得更快？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人缺乏当代中国人对于财富的那种狂热向往和追逐。就像李稻葵所观察到的，印度人的宗教信仰使得其中很多民众对于财富有点淡漠，而其政治架构又使得政府不可能把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政治目标。

　　如果进行国际对比性调查，或许可以发现，中国人对于财富的观念可能是最强烈的，很多人都把金钱作为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不管他/她是商人、市民还是教授、官员。追逐财富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导意识之一。

　　此种情形有其历史渊源。20世纪以来启蒙者一直致力于讨伐传统，蕴涵在传统中的道德也随之在人们的心目中丧失了正当性。正是在这种精神真空状态下，中国开始了市场化过程。从旧体制下释放出来的个人，赤裸裸地面对财富的诱惑，财富立刻形成一个新的图腾。

　　如此民情可以为经济增长创造最为有力的精神环境，人们的企业家精神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一些人可以没有任何顾忌地从事任何可以赚钱的交易，而不需理会任何道德约束。

　　一种观点认为，只要实现了经济增长，很多政治社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因而，经济事务占据了人们的主要精力。一些地方政府本身似乎也变成了企业，一些政府官员算计着如何以本地资源（包括自然、环境、法律等）换取最高速度的经济增长。这样，确实可以创造出非常优越的经济增长环境，因为增长计划毋须接受其他价值之审查和限制。

　　仓廪实与知礼节无关

　　基于这两点，或许可以说，中国当代社会是“现代性”最为强烈的社会，是一个彻底世俗化、财富获得最大程度关注的社会。

　　这是祸是福？经济学家们似乎很兴奋，毕竟，经济增长的事实摆在那里。但是，人们也看到了另一个事实：在社会整体的财富已经大幅度增长、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所改善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受似乎并没有同比例增长。看起来，物质主义的心灵，似乎具有某种自拆台脚的倾向。财富的诱惑是无止境的，如果民众的心灵完全被物质欲望所充塞，那人们就永远处于不满足之中，也永远不会感受到心灵的宁静。

　　古人确实曾经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这句话其实只说对了一半。只有当人们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下时，这句话或许才有点道理；而在大体正常的社会，仓廪实与知礼节是两码事。个人平均财富的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个人的幸福与社会的健全，亦未必导向政治秩序的正义。这些完全属于另外的领域，需要人们进行另外的努力。比如，只有通过精神上的努力，才能寻找到心灵的归宿。这跟财富之多寡是没有关系的，而它本身对于人的生命的价值，却至少跟财富一样重要。

　　同样，一些地方政府通过掌握资源价格、通过对各个群体的权利与利益进行偏颇的再分配，确实可以促成一段时间内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也会制造出很多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增长本身的正当性就会遭到人们的怀疑，从而难以为继。

　　李稻葵所描述的印度人的那种虔信，对于经济增长也许是不利的文化因素，但大多数哲学家都会承认，那确实是好的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国人或许也同样需要在财富之外，重视其他价值，比如，让自己的心灵、信仰更加充实，给肉体的生存注入更多超越的意义。

　　一个明智的政府，不会把经济与财富增长作为其施政的唯一目标。相反，政府的功能首先是维护正义的秩序。因为增长导向而导致政策带上强烈商业精神，民众自然会把这种商业精神放大到极端地步，这种社会真的会成为一个“单向度”的社会，尽管可能挺繁荣，但却很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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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