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需要划分阶段，千万不能一哄而起，“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只能做新农村建设初级阶段的事情。

　　新农村建设的着力点，应以教育、培训、医疗和卫生投入为重点。医疗卫生可以保障农民脱贫后不再入贫，教育和培训则是授人以渔，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命运的途径，这不仅能增进他们往城镇转移的能力，也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其真正需要的新农民。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因此，如何改变农村的面貌，建设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使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能够彻底摆脱贫困，可以说是建国以来几代国家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的憧憬、理想和孜孜不倦的追求。因此，如中央指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个长期和繁重的任务，是全国人民要努力共同实现的目标。现在要研究的是究竟怎么建设，到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因为我们过去有许多好的目标和口号，往往因为路径不对，结果反而走了弯路。上世纪50年代用发展集体化和人民公社的办法建设新农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今天，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为一个新的热潮的时候，更需要我们科学、冷静的思考。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目前很多人的认识还非常模糊，不少看法还相互冲突。归结起来说，当前至少有这样三个核心问题需要讨论和回答：

　　一是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和时间跨度。

　　农村和城市一样，是要永远建设下去的。我们今天讲的新农村建设，当然是有特定含义的，这就是彻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像所有发达国家一样，农业人口下降到总人口的5％－10％左右，完全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显然，要达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做15年的准备还是做50年的准备是大不相同的。有人说只要15年，到2020年就可以建成新农村。这样的考虑和打算恐怕会被迫把将来阶段的建设拿到今天来做，结果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因为当今9亿多农民的农村和以后大多数农民转移出去后的农村一定大不相同，现在匆匆忙忙的建设肯定不合后人的眼光，从而造成不可避免的浪费和弯路。因此，新农村建设需要划分阶段，千万不能一哄而起，“十一五”、“十二五”时期，只能做新农村建设初级阶段的事情。

　　二是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落脚点和着力点。

　　有人主张新农村建设可以从村容整洁入手，以自然村为基础搞基础设施建设。这种建议其实还是没有摆脱扩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内需不足的狭隘思路。其实真正的问题在于，随着农民加速向城镇转移，历史形成的自然村目前已经严重空洞化，以后肯定还会在不断的变化消失之中。在这样分散的自然村中搞基建，来之不易的钱是难免会打水漂的。

　　那么，能否像很多人建议的那样，以行政村为基础来搞新村建设呢？这也是大有疑问的。行政村为基础，理由是撤村并村，可以节省大量耕地，但这样长官意志和农村干部自然成为主导，在任期制的压力下，所谓的科学规划是无法保证的。尽管上面可以强调新农村建设不能搞形式主义，包含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等全面内容，但正如乡村干部自己商量和反映的，所有的软件建设都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量化和检查，只有建新村、搞村容整洁是亮在外面的。结果讲的是不能搞形式主义，干的还得是这个形式。这几年来一些省份在撤村并镇过程中，建了再拆、盖了又扒的损失和教训已经令人触目惊心了。

　　因此，除了农业生产本身的投入和建设外，新农村建设恐怕在若干年内都恰恰不能以新村建设和村容整洁等基础设施投入为着力点，而应以教育、培训、医疗和卫生投入为重点。医疗卫生可以保障农民脱贫后不再入贫，教育和培训则是授人以渔，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命运的途径，这不仅能增进他们往城镇转移的能力，也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其真正需要的新农民。这样才能避免各种形式的瞎指挥和折腾浪费，把新农村建设的有限资金用在刀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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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目的和主线。

　　在初级阶段，新农村建设是为了建好农村、留住农民，还是为了推动农民加速向城镇转移，用减少农民的方式，达到农村富裕和发展的目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目的和主线决定了新农村建设的命运。

　　现在，对新农村建设的一种解读是说，由于我国城镇化程度还不高，不可能大量吸收农村人口，因此必须要建设农村、改善农民生活。这种解读把新农村建设看成一种无奈和权宜之计，因此显然是不对的。况且全世界的经验都证明，大多数人口如果都留在农村，农村和农业不可能真正发展，农民生活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就如同国有企业充斥着大量冗员时，国有企业效率和效益就不可能提高，改革也无法推进一样。

　　应当指出，我国城镇化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成为我国贫富差距突出、内需不足、社会失衡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我们经济水平不够，也不是农民不愿进城，恰恰是因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城乡隔绝政策造成的。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偏离，相反要紧扣农村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这条发展主线。

　　沿着这条主线，新农村建设的讨论中至今还被忽略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开展已经进入城镇的1亿多农民工的安居工程问题。如果这1亿多向城镇转移的先行者，尽管被我们的统计数字计入了城镇化率，都不能在城镇安居并有能力接纳他们在农村的亲属加入，始终是城镇的流动人口，城市的教育、医疗、保险更不用说住宅建设中根本没有他们的份额，相反他们要把自己在年轻力壮时挣得的微薄收入拿回偏僻的农村建房以备日后返乡，那么后续几倍数量农村人口的转移就会严重受阻，我们就会陷入城镇化上不去、农村发展不起来的恶性循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内需不足问题、第三产业滞后问题、社会治安恶化问题等等，就会长期困扰我们，而且会日益严重。

　　因此，在新农村建设的初级阶段，国家的钱、地方的钱和农民自己的钱，在生活基础设施方面投资的重点，不应当是大多数农民将要和正在离开的偏远乡村，而是他们将要和正在源源不断进入的城镇。中国的城镇化建设近年来确实发展很快，但它的最大失误和偏差，就是没有把过去的农民、今后城市的主体纳入自己考虑、规划和建设的中心，而是把他们作为外来和流动人口加以排斥和管制，结果造成城市建设的严重扭曲和农村的边缘化。新农村建设不是要给农民在农村画地为牢，而是要按照中央城乡统筹的大思路，通盘解决城市发展和三农问题。只有大大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村。而我们的城市建设，也只有把自己未来的主体纳入规划，才能摆脱自己狭隘和畸形的发展。许多目前人们关注甚多的城里人住不起房等种种难题，也才能有打破思维惯式的全新视野和解决思路。

　　（作者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燕京华侨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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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