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李 楠
来自湖北的全国人大代表洪可柱,曾入选本刊2005年度“为了公共利益”人物榜,在去年的全国“两会 ”上,他以敢言的作风被媒体称为“两会十大言者”之一。今年,他的风头仍健,一共提出了十多份建议。
3月9日,洪可柱在湖北团驻地北京中苑宾馆接受了本刊的采访,谈了他的建议和如何当人大代表的体会。
对准焦点问题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你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十多个建议,涉及方方面面,请问这些建议是怎么产生的?
洪可柱(以下简称洪):人大代表的意见不是代表个人,而是要代表人民的声音、人民的意愿,所以要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人大代表首先要听取选区内人民的意见、单位里面的意见,我们还接触到全国各个行业,听取各个行业的意见。就社会上的一些焦点问题,有一批很热心的人提供他们的意见,给我们参考,这是第二方面的来源。第三个来自单位里有关人员,他们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产生的渠道大概有这么多,意见的来源是广泛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和研究。
《南》:也就是说信息渠道是多样的,但形成的建议还是有很多你个人的思考在里面。关于房价,老百姓都反映房价高买不起,你去年就提出了提高首付比例等建议,今年仍继续关注这个问题。我们这样的年轻人都面临买房子的问题,其实是不希望首付比例提高的。
洪:我提的是一个综合的措施,一是取消预售制度,第二个是房地产的供给结构要发生重大改变,去年我们提出来70到80平方米的住宅要占很大比重。这个意见在去年的宏观调控中被有关主管部门部分地吸收了,规定新建房地产项目90平方米以内的住宅要占70%的比例。同样的开发面积,由于户型变小,供给量就会大大增加,就可以满足社会对住房的需要。面积小了,在房价没降的情况下总价就低了,即便首付从30%提高到50%,实质的首付是差不多的,同时总体购买价格降下来了。还有约束性条件,对于购买两套以上的,就不是提高首付比例的问题了,原则上不给予低价贷款,要限制。现在不是有政策了吗,购买之后要3~5年才能转手。有这样几个条件,就能大大限制炒房。
《南》:今年你继续提出关于房地产的建议,在内容上有哪些前进?
洪:主要是在去年的基础上加上了破产保护的建议。在过去的住房制度改革过程中,由于供给结构严重扭曲,和在市场上有些理论的诱导,叫做“超前消费”,所以有些人买了大户型的高价房子,买了之后变成严重的负担。有两种可能,一是经济周期的影响,比如失业了,无法供房子;二是天灾人祸,家里有人生病,也导致无法供房。不能履约就要破产了,房子就要被收回,变成无住房者。我今年提出来,要对这种情况给予破产保护,因为责任的产生主要不在于购房者,而在于当时市场的无序。
住房是国民最基本的需求之一,它牵扯到社会的和谐稳定,住房还具有公益产品的属性,政府有一种道义也有一种责任来满足比如特殊困难人群的需求。这是基本的道义问题,人权问题。在过去比较不正常的房地产市场中,只有大户型的房子,有些人要结婚需要个窝住,就买了,现在有些人“被套住了”,可能要破产,我们不能眼看着他们破产,成为无房的流浪者,这不是我们的社会取向。
另外,我今年还提出了通过解决“土地财政”问题来抑制房价攀升。
为什么要点名?
《南》:你关于高教问题的建议很尖锐,直接点了北大、清华、复旦等高校的名字,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洪:我们讲30所名校,但我不可能把这30所学校的名字都写出来,没有这个必要。高等教育的问题是客观存在的,我不可能就一个一个的学校来谈问题,于是就用这些有代表性的名校来谈,这样问题可能比较好说明一点。高教存在着不公平的问题,越是这些名校越明显,从这些学校所录取的学生看,农村学生占的比例是极低的,大概不到20%,但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70%多。这合理吗,公平吗?是不是农村的学生特别笨、特别土,不堪造就呢?事实不是这样。造成农村教育水平落后的原因是过去国家在投入上不公平,资源配置并没有往贫困地区倾斜,造成那里的学生“见少识少”,这就不能怪学生本人。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一旦落后地区的学生获得培养,成材的几率更大,因为他更加勤奋,有无数的事实说明这个问题。
在录取名额上,过去我们以为是教育部的问题,事实不是,首先是这些名校自己提出来哪个地区录取多少,然后由教育部审核汇总。所以首先是名校怎么看待教育公平问题,基础在于学校。
《南》:我记得北大校长曾经就这个问题表态过,因为北大在北京,地方政府对学校有投入,多招收一点北京的学生也是有道理的。
洪:不是一点的问题,而是重大的失衡。名校在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多招一点,照顾一点都很正常,但前几年,北京的考生进入顶尖名校的几率是我们湖北??湖北也是教育大省??考生的25倍,这就差得太离谱了,怎么样的照顾都不应该差这么多。
在代表委员的呼声中,中国政法大学去年首先站出来表态,从2006年开始招生的投放按各省的人口比例来分配,这应该说走出了重大的一步。但这种配置简单了一点,我认为既要往公平合理的方向靠拢,还要照顾到历史和现实。这种做法首先名校的校长们必须接受,令人遗憾的是,以名校为代表的很多高校的校长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情况。有问题不回避,但是看不到或否认这个事实,问题就不好办了。
《南》:插一个问题,在“两会”期间,人大代表的责任是监督政府,我不是说其他的地方就没有毛病了,而是在这段时间里代表首先应该挑的是政府部门的毛病,但代表们很少这样做。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洪:在重大的决策上面,新一届党中央、本届政府就职以来非常关注的就是科学发展、协调发展,治国治党的理念非常明确,就是要公平,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以人为本不是以一部分人,而是全体人民,这是一。二是构建和谐社会,公平正义是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是再明确不过了。最高层的决策是正确无误的,但是决策就要靠各方面去实现,但是现在在实施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中央的决策要使大家都能接受,过去存在问题的单位就要转变思想,跟上中央的决策,我们刚才讲高校的机会不公平,如果投入不公平,那是政府的问题,政府应该加大投入,但机会不公平就是高校的问题,你要拿出一个合理的招生计划。
《南》:你还点名批评了几个经济学家,并建议对证监会发审委历届委员进行审计,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
洪:在关于对发审委进行审计的问题上,我谈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实,现在社会舆论汹汹,的确对发审委有意见。中国股市的确走过了非常曲折的历程,广大的老百姓受到各种各样的误导贸然入市以后,被套进去了,血汗钱可能就蒸发掉了,很多老百姓对此是有非常大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处于发审委委员位置上的具有决策意见的委员们就需要有所交代,就是要对他的工作进行评价,是否称职,给人民一个交代,还他们一个真实。审计清楚了,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这对今后股市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
中国股市不到20年的时间,有一大批公司破产,有一大批公司暴露出真相,上市公司中间有很多是垃圾公司。当年有一种理论叫包装上市,处于非常关键环节的证监会发审委对能否上市是有决定性意见的,这么多垃圾公司上市了,发审委没有责任吗?我们自然就会这么问。有没有规矩,有规矩;有没有标准,有标准。比如发审委委员应该非常清廉,不能和上市公司存在利益上的关联;对上市公司的资产状况要进行严格的审查等。为什么有那么多垃圾公司上市,圈了那么多钱,使老百姓受害呢?历届发审委的委员表现如何,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呢?
作为人大代表,是为了国家的大计着想,不是跟哪个人过不去的问题。
《南》:现在关于人大代表应该专职化的讨论也很多,因为治理国家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你本人一共提了十几个建议,从房地产到高教再到股票发行,还包括一些地域性的问题,跨度非常大。一个人是很难成为多个领域的专家的,你怎么看?
洪:人大代表跟国外的议员还是有所不同的,我们的代表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没有脱离人民,他了解社会的脉搏,能听到看到亲身感受到,就能够对不和谐的、不符合大政方针的现象提出修正的意见。另外,国外的议员一般只谋一个领域,能够把现状和历史进行对比分析,能做到比较全面。我认为中国可能要走两者结合的路,取两者之所长。你看我们人大代表的呼声,都是比较符合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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