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标志是“协调”

　　来源: 中国产经新闻报社

　　发展的“好”与“不好”的重要标志是中央提出的三大类九个方面的“相协调”，“协调”是“好”的标志

　　文／本报记者 单一良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深刻认识又好又快发展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

把“好”置于“快”之前，意味着中国将舍弃单纯追求发展速度的发展模式，实施“好”字当头的新的发展模式。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是对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的必然趋势。

　　“协调”发展才能称“好”

　　中央提出的３大类９个方面的“相协调”就是“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这是从增强经济竞争力、经济增长的动力、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方面的“协调”，只有这３个方面的能力提高了，才能称得上“真正做到又好又快的发展”。

　　“速度、质量、效益”是经济运行的相互联系的３种状态，其相互作用的结果表现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实力，因此，经济学家在评价其经济竞争力时把它们作为衡量竞争能力强弱的重要指标。它们之间的协调度越高，经济竞争力就越强；反之，不协调就很难说有强大的竞争力，还给经济发展带来困难和危机。这里所说的“速度、质量、效益”的概念，笔者认为要有新的理解，“速度”不只是指ＧＤＰ增长的速度，而应当包括社会进步的速度、社会福祉增长的速度和反贫困的速度；“质量”不只是产品的质量，还应当包括整个国民经济的素质，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质量；“效益”也不只是企业的经济效益，还要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当前，这三者之间的不协调相当突出，经济增长很快，国民经济的素质不高，效益与经济增长的速度不相称。因此，这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主要是解决在提高质量和效益的前提下，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

　　“消费、投资、出口”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上面说的是经济运行中的供给，而这里所说的是经济运行中的需求，这３种需求的数量和结构决定着推动经济增长与发展的状态。对中国“消费、投资、出口”三者之间的协调问题，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评价和协调的思路。对“消费”，有的认为，“中国的国内需求发育不足，迫切需要创造‘消费者导向型’增长模式”；有的认为，“居民家庭的开支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中最强劲和最稳定的驱动力，不会发生‘真正的消费革命’”。对“投资”，有的认为，“中国大陆似乎还是一个长期存在过度投资的经济，投资过热使经济波动过大”；有的则认为，这是“因为投资率被高估所导致的假象，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企业层面并不存在投资回报率偏低的情形，而且高储蓄率将长期存在。在这种背景下，资本投资的增长率可以在中长期保持相对稳定”。有的认为中国是类似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大陆正在迅速逼近亚洲四小龙历史上曾经历的‘拐点’”；有的则认为“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从一开始就是个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体，中国大陆的经济增长率与外贸的相关关系不大”。

　　“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这３个方面是否“协调”，是判断一种发展模式“好”与“不好”或“欠好”的标准。传统发展模式的弊端就在于有损于这三者之间的协调，给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威胁。人口的增长要求经济增长，而这种模式下的经济增长却过多地消耗了资源，污染了生态环境。“好”字当头的发展模式，就是要在减少资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所以，“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是“好”字当头发展模式的内在要求，也是衡量是否步入科学发展轨道的标志。

　　充分认识“协调”的难度

　　要实现中央提出的三大类九个方面相协调发展是一项十分艰难的任务。首先要有创新思维，突破发展路径的锁定；其次，要有得心应手的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对国民经济进行及时而又适度的有效调控；再次，协调发展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要抓住重点，选择好突破口。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不可能作全面的论述，只就这三大类协调的最大难点谈点看法：

　　“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的最大难点在“质量”。就产品而言，劣质产品是没有使用价值的，不可能给企业带来效益，在表面上增加了ＧＤＰ，但原材料的浪费实际上减少了ＧＤＰ；次等产品则使增长速度和经济效益都打了折扣；只有高质量的产品，才能带来高附加价值，加快了ＧＤＰ增长的速度，也带来了高效益。从市场需求来看，产品出口的种种壁垒都可以归结为质量问题，只有提高产品的质量，才有对外贸易的增长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国内市场需求也发生了变化，首先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居民的需求层次发生了变化，要求有高质量的产品满足他们的需要；其次经济短缺的时代已过去，困扰企业家的生产过剩，只有高质量的产品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因而才有真正的速度和效益。就国民经济的素质而言，要求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要有质的提升，在三次产业结构方面要求提高第三次产业的比重，特别要重视发展现代服务业；在产品的产业链上要发展中高端产品，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

　　“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的最大难点在“消费”。中国的投资占ＧＤＰ的比率在过去的２０年里一直都在４０％左右，２００６年达到４８％。从２００５年开始的投资增长速度已逐渐下降，估计这个趋势还会继续；但是中国居民还处在财富积累的较早阶段，储蓄行为保持着相对稳定，只要储蓄率保持高水平，投资就不会大幅度下降。“出口”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压力，增长的难度比较大；但在国际贸易中倾销和反倾销无时不在，是一种常态，任何时候都会有，虽然劳动力成本在上升，但中国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有优势的，只要调整好对外贸易的结构，出口增长还是有希望的。而消费增长的困难就比较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正确处理好投资和消费、内需和外需的关系，最根本的是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居民家庭的开支始终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强劲和最稳定的驱动力，国内需求已发育到相当的程度，要让他们在ＧＤＰ的增长中贡献更多的份额并不轻松。未来的消费增长空间在哪里，居民未来的消费能力究竟有多大，都是需要不断探索的。

　　目前有多种判断，有的认为，支出结构将逐渐向着更昂贵、更高质量的商品倾斜，这是一种趋向，奢侈品和名牌商品的消费将获得巨大增长；但时下收入增长最快的群体是农民和农村出来的移民，他们大多倾向于购买比较低端的产品，因而从总体经济增长而言，更大的贡献仍然来自中档的消费品及必需品。有的认为，住房和汽车是未来消费的增长点，这种趋势笔者在上世纪的文章中就已预感到“汽车进入家庭的潮流为时不会太远，也许就在世纪之交或者２１世纪的初叶”。实践已证实了这个判断。

　　笔者认为，消费增长的空间主要在农村，消费增长的主要领域在服务业。要实现“消费革命”，以增长内需来带动经济增长，就要提高居民尤其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这是非常棘手的任务。

　　“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最大难点在“资源”。按理说，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中“人口”是主导性的，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决定资源消耗与环境的状态，但既定的人口政策，使未来一个时期里的人口发展比较稳定。“环境”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条件，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各种要素作用结果的综合反映。而各种要素中对环境影响最大的消耗方式和利用效率又直接影响环境的质量。所以，只有建立起节约型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环境友好型的社会。当然，要以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去指导对资源的利用。当前，资源约束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要逾越这一障碍有许多困难等我们去克服。

　　破解“协调”难题之法宝在创新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实施“好”字当头的发展模式，处理好３大类９个方面的协调发展，需要有很多政策与措施，需要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才能实现，但种种努力归根到底是人们的创新行动，思维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和社会创新。这里着重分析从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上如何破解“协调”发展的难题。

　　“协调”要从制度安排上给以保障。首先“速度、质量、效益”相协调的根本问题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问题中央已提出了１５年，但见效甚微，其中最基本的原因是在干部评价制度和选拔机制上的偏差，单纯追逐ＧＤＰ的增长，由此而来的是对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和行为缺乏制度性的约束，从而导致速度、质量、效益的不协调。

　　其次“消费、投资、出口”相协调的问题，也是制度安排上的缺失所造成的。以投资膨胀为特征的经济过热现象，基本上是由各级政府造成的，银行的大多数不良贷款是来自于那些在过热时期上马的大项目，正如美国纳森·安德森所说，“只要政府还是商业银行的最主要的所有者，负责贷款的经理们就不可能完全放弃公务员式的思维，银行就会继续屈从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压力，继续向那些缺乏效益的、错误的投资项目投入资金”。现在中央下决心改革金融体制就是要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消费”的增长，也同样有赖于从分配制度上保障居民的消费能力的提升，现在的分配格局是扭曲的，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慢于ＧＤＰ的增长，而国家税收的增长速度则超过ＧＤＰ增长速度的一倍。如２００５年，ＧＤＰ增长１０．２％，国家税收收入增长２０．００％，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６．２％，城镇居民收入增长９．６％。这已是１０多年来的分配格局，居民收入在ＧＤＰ分配中的比重逐年在下降，如不改变这样的分配格局，居民的消费倾向怎么能提高呢？

　　再次，“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也要从制度上加以保障。有计划生育政策，这是国家的长期人口战略的制度性安排，取得了成效。按国家市场取向改革的目标，资源应当是由市场来配置的，但至今为止资源市场配置率很低。目前的状态是“国家垄断”和“自由放任”同时并存，垄断降低了资源利用效益，不加控制的自由放任浪费了大量资源，而且给环境和社会带来了祸害，亟待建立和完善资源市场配置的制度性安排，特别是土地的产权制度和反映资源稀缺的价格制度。环境保护已引起各方重视，但由于地方保护主义而造成执法不严、有法不依的现象屡见不鲜，要消除这种现象就要对干部评价制度和选拔机制进行改革。

　　“协调”要从技术创新上给予支撑。本文所说的３大类９个方面的“协调”，都有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而转变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科技创新，这个道理已众所皆知，这里不再赘述。这里只提出一个问题，笔者认为，“科技创新”的概念一般人都把它理解为自然科学的理论与工程技术的创新，只有“科技创新”是不够的，应当提出“文化创新”的概念和任务，“科技创新”只是“文化创新”的一部分。要搞好上述“协调”，从而实现又好又快发展，要有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氛围，从“文化创新”上给予支撑，这方面的创新有很多方面有待我们去破题。